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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
孔子兴办私学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山东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8-11-17 08:38:16 更新时间:2008-12-16 08:38:16
    儒家创始人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讲学业绩上,他兴办私学,首开平民教育,达到了号称“弟子三千”的教学规模;在教育思想上,他主张“有教元类”,不分贵贱,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革新自我,获得品德、知识、体育、情操等多方面的不断完善;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并贯彻了学思互补、因材施教、举一反三、教学相长等灵活多样的方法;在师生关系方面,他表现了教育家的责任和谦虚,成为平易近人、尊师爱徒的典范。孔子在兴办私学的过程中继承、发展和传播了古代文化,造就出一个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脊梁的儒家学派,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中国古代的文化教育,在春秋及其以前的很长时期,由国家所垄断,即所谓“学在官府”。那时,国家专设卜、史之类的文官职掌国事记录和文献资料,父子世袭职掌,文献资料概不外传,因此那时私人没有文献资料,没有条件著书传学,从而也就没有私人著作或私人传学的事情。许慎《说文解字》说: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按周代礼制,贵族子弟从八岁开始接受文化教育,八岁入小学,从国家专职教育官保氏那里学习识字。所谓“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构字法则,  “教以六书”也就是教识字。识字,即“六书”或“书”,仅是贵族初等教育的内容之一。那时贵族文化教育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作为“小学”的初等教育和作为“大学”的高等教育。  《大戴礼记·保傅》说:  “古者八岁而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小艺”、  “小节”指的是小学初级阶段,该阶段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即学习礼仪、音乐、射箭、驾车、写字、算术等六种技艺。  “大艺”、  “大节”指的是大学高级阶段,该阶段要学习《诗》、  《书》、 《礼》、  《乐》、《易》、  《春秋》等“六艺”,这“六艺”也称“六经”,是六种文献典籍。从小学“六艺”到大学“六艺”,粗略地反映了贵族教育由低到高的渐进过程。不过,这种教育体制不可能多么完善。一般说来,多数贵族接受小学教育或许可能,真正接受到大学教育者,恐怕只能是个别人,因为“学在官府”、父子世职的文化制度限制了深层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
    到春秋晚期,礼崩乐坏,随着旧制瓦解,官学逐渐下移,私人著述有了萌芽。首先是职掌国家图书文献和档案资料的史官依靠便利条件,开始了著书立说;其次是战争所造成的邦国灭绝使国家档案文献资料散流民间的事情时而有之,故民间也就产生了掌握知识的学者,并进行著书立说。与此同时,民间私学教育也有了萌芽。一些做官退休回乡的贵族,回乡后不甘寂寞,便朝夕坐在门口,向年轻人传授文化知识,久而久之,门旁被称为“塾”的房间就成了教学的专门场所,可谓是“私塾”的滥觞。但这种私学教育只是零星的、小型的,既不广泛也没什么影响,仅处于萌芽状态。私人著
 述和私学教育萌芽之后,便有了孔子整理六经和大规模兴办私学的伟大壮举。
    孔子出生于鲁国。鲁国是春秋时期拥有典籍最多的国家。鲁国典籍主要来源于西周王室的赏赐,加之鲁国历来注重保存文献,所以鲁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作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的孔子,正是在这一深厚文化基础的土壤上诞生的。鲁国古代文物典籍的丰富和重视文化的传统,从客观上给孔子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孔子天资聪颖,自幼好学,尤其喜欢传统礼仪文化。他在少儿做游戏时,就常常以俎豆等礼器为玩具,模仿成年人举行的典礼仪式陈列摆设。稍长,便孜孜不倦地学习《诗》、《书》、《礼》;  《乐》等文献典籍,青年时期在学问和品德修养上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就是说他15岁立志于学,到30岁时已经打下坚固基础,而所谓“学”即指学问和品德修养。孔子勤奋学习,进步很快,17岁时就已经引起某些有眼光的鲁国贵族的注意。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大夫孟僖子病重,临终时给自己的儿子懿子留下一段遗嘱,大意说孔丘是圣人商汤的后代,孔氏家族本在宋国,因遭遇祸难才迁来鲁国。孔子的十世祖弗父何本来是该继位做宋国国君的,但让给了弟弟宋厉公。孔子另一位先祖七世祖正考父,曾一连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位宋国君主,是极为罕见而尊贵的三命上卿,庙鼎铭文记录了他的光辉形象。我听说圣人的后代,虽然不一定当国君,但必定有事业显达者。如今孔丘年少好礼,勤学向上,大概就是那个将来要显达的人。我死后,你一定要向他拜师求学。孟僖子死后,懿子遵从父嘱,与南宫敬叔一起拜孔子为师学礼。
    懿子与南宫敬叔是孔子的较早的弟子,他们师从孔子这年,孔子的实际年龄已经35岁。就在这年,孔子得鲁君资助两马一车,带南宫敬叔前往周室问礼,拜见当时任周王室史官的伟大思想家老子,接触到直接保存于周室的文化典籍;学问大进。从周室回到鲁国后,前来向孔子拜师求学的人逐渐增多。
    学者或把孔子一生的办学活动分为三个主要的时期:第一时期为“三十而立”前后至35岁期间,是孔子办学的开始阶段,这时所收弟子年龄较长,其中有比他小6岁的颜由(颜回之父),有比他小9岁的子路。第二时期为37岁到50岁期间,是孔子办学的发展阶段,这时孔子年富力强,  “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诸如子贡、颜回、仲弓、冉求等都是当时所收的优秀弟子。第三时期为“自卫返鲁”后的晚年时期,是孔子办学的收尾阶段,这时孔子结束了14年周游列国的流浪生活,在政治理想到处碰壁后已经放弃从政活动,专心整理六经,所以到他 73岁去世之前的几年,又集中精力培养了一批优秀弟子,这些优秀弟子也就成了传经的骨干,诸如子夏、曾参等。
  孔子弟子号称三千,并非指身边同时就有三千人的庞大规模,而是指一生培养总数。不过同时追随在他身边的人数亦相当不少,一般说来当有一二百人左右或更多些,从他们师生被围于匡、退敌于蒲的武力来看,其队伍规模相当可观。孔子的教育规模和办学业绩,在先秦时期是无与伦比的。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将仁爱心广泛地推及人民群众。从“仁爱”的思想基础出发,孔子在教育思想上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光辉命题。
    《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说:  “有教无类。”意思是受教育者没有类别限制,人人都能接受教育。对于“类”,历来解释不同:有人认为指贵贱贫富,有人认为指后天习气,还有人认为指宗族种类。其实,这些解释都仅仅看到了一个方面,孔子的“类”应该是泛指,包括着多种不同方面的类别差异,未必仅是单纯的哪一个方面。  “有教无类”的突出具体表现是孔子招收学生的宽泛手续。  《论语·述而》记载他的话说: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束脩”指一束干肉,是当时人际交往中最微薄的拜见礼品。孔子的收徒手续非常简便,只要有一点点象征性的微薄进见礼对先生表示敬意,即可拜师求学。这里既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也没宗族种类限制,可见孔子的私学大门向一切群众敞开。
    不过,孔子的“有教无类”不包括妇女。孔子重男轻女,对女性怀有很大偏见。据《论语·阳货》记载,他甚至把女子和小人并列,说: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养,即教化。孔子认为女子和小人都是很难教化的,如果你亲近她 (他)们,她(他)们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但如果你疏远她们,她(他)们就会怨恨你,因此孔子很是看不起妇女。周武王曾自称:  “予有乱臣十人”,意思是他有10位能辅佐他治国的贤臣。  “十人”,指周公旦、召公爽、太公望、毕公、荣公、大颠、闳天、散宜生、南宫适,另一人是武王的妻子邑姜。孔子在谈及武王“有乱臣十人”一语时说,  “十人”中有一个是妇女,实际上只有“九人”而已。竟把那位妇女不算“人”数。孔子认为女子难养,轻视妇女,所以从不招收女生,门下始终没有女弟子。既把占人类一半的女性半边天排除教育之外,也就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除排斥妇女外,孔子基本上贯彻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他收徒不分贫富、贵贱、年龄、地域,弟子形形色色。以贫富来说,其中有公良孺、子贡等富人,也有颜回、仲弓等穷人。颜回身居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苦生活;仲弓是“贱人”之子,家“无置锥之地”;曾参破衣烂衫,手足生茧,常三日不煮饭,十年不制衣;原宪住茅草小屋,柴门瓮窗,不遮风雨:都是穷人出身而在孔门成才的著名弟子。据《荀子·法行》记载,有人问:  “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  “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檗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孔子收徒来者不拒,就像良医门前多病人、矫正弯木的工具旁多弯木一样,孔门弟子的“杂”恰是孔子“有教无类”办学思想的生动反映。
    孔子不仅提出“有教无类”,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受教育,而且提出“性习说”,认为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教育提高和完善自己。  《论语·阳货》记载孔子的话说: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性”指先天本性,  “习”指后天习染。孔子意思是说,人的先天本性相近,都差不多,但后天习染却差很远,有的人习善,有的人习恶,表现出道德和知识上的严重差别。因此,他主张通过教育让人接受各种良好的习染,改造各种不良习染,提高道德、知识和各方面的素质水平。
    基于上述观点,孔子很注重从各方面提高弟子的修养,即注重全面培育受教育者的各种修养。  《论语·述而》说: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四教”即四个方面:文,书本,指知识修养;行,修行,指行为修养,包括行为品德和做事能力;忠指忠实,信指诚信,都是修身,指品德修养。所谓“四教”,实际上包括了孔子培养学生的两个主要方面,即知识修养和品德修养。孔子很重视培育弟子的品德修养,  “四教”中后三项内容大体都属品德修养范围。在品德修养上,孔子往往以“仁”和“君子”作为学生的奋斗目标,不仅在教学中不厌其烦地反复讨论“仁”与“君子”,而且还提出一系列与其相关的具体概念,有人例举20字:孝、悌、忠、信、勤;义、勇、敬、诚、恕;温、良、恭、俭、让;谦、和、宽、敏、惠。都是孔子对弟子品德修养的要求。应该说,品德修养是孔门教育的重头戏,只要打开《论语》,就往往满篇都是讲论品德。在知识修养方面,孔子主要以“六经”传授弟子文献知识。  “六经”为《诗》、  《书》、《礼》、  《乐》、  《易》、  《春秋》六种典籍,比较系统地包罗了当时的各种传统文化知识。  《礼记·经解》引孔子说: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疏通致远,  《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  《易》教也;恭敬庄敬,  《礼》教也;属辞比事,  《春秋》教也。”阐明了“六经”各自具有不同的教育价值,所以孔子用来作为文献教材。在“六经”中,孔子比较强调弟子学习《礼》与《诗》,说“不学《礼》,无以立”,  “不学《诗》,无以言”,认为学《礼》对于立身处世、学《诗》对于交际应对,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修养。他尤其强调《诗》的教学意义,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是说《诗》可以鼓舞情绪,可以观察民风,可以联系群众,可以讽谕时政,可以孝顺父母,从政事君,还能增加鸟兽草木等名物知识。在《诗》学的各种教育意义中,孔子认为通过学《诗》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格外重要,他说: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认为对《诗》三百篇死记硬背,不能用来处理政务和经办外交,即使背得再多也毫无用处。品德与知识修养外,比较重要的是体育修养和美育修养。体育方面,孔子本人好锻炼,爱郊游,喜爬山,曾“登泰山而小天下”,射箭、驾车都很在行,孔门弟子也大多学习射、御,从孔子师徒周游列国途中遇到危难的事迹看,孔门弟子大多射御习武,重视体育修养。美育方面,孔子注意从多种角度培养弟子的儒雅情操,如文献知识提倡“博学于文”,读《诗》注重陶冶“温柔敦厚”,习乐追求“尽美”、  “尽善”,作文讲究“文质彬彬”,都是重要的美育内容。美好的品德,高雅的情趣,尽善尽美的境界,构成孔门弟子的美育修养。
     孔子在办学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教学方法,并且能够灵活运用它们。这些教学方法在中国教育史上影响很大,至今仍有宝贵价值。
    首先是学思互补。孔子首先提出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论语·为政》载孔子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即读书学习,指对文献知识资料的了解掌握;  “思”即思考分析,指对已经占有的知识资料深入理解,进行理论上的归纳研究。孔子认为,一个人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昏头昏脑陷入迷惘;但如果只苦思空想而不学习,就会陷入空疏瞎猜的危境。孔子提倡“学而不厌”,  “学而时习之”,  “温故而知新”,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等,都是在强调“学”的方面;而批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说对于不肯思考、不问为什么的人,我就无能为力了。孔子的学思互补法,在孔门教育中深受弟子重视。  《论语·子张》载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中庸》也说: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可见,博学和思辨互补成为孔门重视的传统教学方法。
    其次是因材施教。孔子在教学中注意到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能够“因材施教”,针对他们各自智力、性格、情趣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认为人的才智能力有高低差别,《论语·雍也》记载他的话说: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思是对于智力在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谈论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谈论高深学问。在教学中,不同学生向孔子提出同一个问题,往往得到不同的回答,原因就在于孔子“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教育。例如,  《论语·先进》记载一则故事:子路请教孔子假如听说有件好事是否立即去做,孔子回答有父兄在,不可以不问而一听见有好事就去做。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孔子说当然是一听见有好事就立即去做,回答得很干脆。公西华对老师两种迥然不同的回答感到疑惑不解,问孔子原因何在。孔子说:冉有胆小,做事谨慎退缩,所以鼓励他大胆去做;子路胆大,做事冒失敢干,所以让他请示父兄,三思而行。孔子用不同方式教育不同的学生,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再次是举一反三。孔子很善于用启发式教学法启发学生。《论语·述而》记录他的话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诱使学生主动思考,主动思考了而仍然不明白,再去引导他明白;要在学生心里对问题已经明白,想表达而不能表达出来时,再去启发他表达;如果给学生指明一个方向,他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此推知其余三个方面,那就不可以继续深入多教了,因为再深人多教也不会有良好效果。这就是闻一知二、举一反三的道理,目的是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努力推论。孔子循循善诱,常用一些生动的哲理性比喻启发教育学生。他曾手指河水用“逝者如斯夫”比喻时间流逝不复,鼓励学生珍惜时光;又曾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比喻节操,劝勉学生学习松柏的坚强风格。
    第四是教学相长。孔子很重视讨论式教学,师生间经常就各种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相互切磋讨论,教学相长。这在《论语》中事例很多,如《论语·子路》记载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国君让孔子执掌卫国大权,孔子将会先做哪些事,孔子回答一定是先“正名”。子路坦率地提出异议,说老师您可真够迂腐的,说什么“正名”,怎么去“正”,根本就不可能嘛!孔子骂了句“野哉由也”,然后讲出了一套必须“正名”的道理: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不论谁的意见正确,师生间相互切磋讨论,气氛热烈而融洽。孔子师徒还经常结合人物和时政评议展开讨论,上自尧、舜下至当代,涉及甚广。如对于管仲的评价,子路和子贡都持否定态度,理由是他没有为主人效死,反倒做了与主人争位者齐桓公的国相;孔子则持肯定态度,理由是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保护了中原地区的相对稳定。孔子师徒间讨论式的教学相长方法,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发扬的教学方法,至今对满堂灌式的高校教学仍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第五是诲人不倦,平易近人。作为教育家,孔子具有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和平易近人的师长形象。孔子整理文献,总结古代文化,创立儒学,兴办教育,受到时人和学生的极大尊重。有人认为孔子的修养已经达“圣”和“仁”的最高境界,孔子谦虚地说:  “说我达到了圣和仁,我哪敢担当!但是我研究学问不怕厌烦,教诲弟子不肯懒惰,这两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在学问上,孔子确实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且态度十分谦虚。他在这方面曾经留下许多名言。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他具有“不耻下问”的惊人好学精神,而且绝不轻易放过每一个学习机会,即使他同别人一起唱歌,听人家唱得好,也一定要人家重唱一遍,自己跟着学习。正是这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把孔子造就成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学者。
    孔子为人胸怀坦荡。他说: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的胸怀坦荡尤其表现在对待学生上。他以为师徒教学关系是学问和真理探讨中所产生的关系,既然师生双方都是在探讨真理,那么彼此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东西,应该坦诚相见。他曾坦率地对弟子们说:  “你们以为我有什么事情隐瞒着你们吗?我没有任何事情可向你们隐瞒,我的一切行为都是向你们公开的,这是我孔丘的为人。”并向弟子公开宣布:  “当仁,不让于师。”意思是面对真理,对自己的老师也不能让步。  “当仁不让于师”后成至理名言,充分反映了孔子坦荡而宽大的胸襟。
    坦荡胸怀使孔子对学生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孔子爱护自己的所有学生,对贫穷的不歧视,对没落的不嫌弃,对亲近的不偏私。如颜回身居陋巷,箪食瓢饮,是孔门中最贫穷的弟子之一, 可也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这是对贫穷的不歧视。冉耕生了恶疾,就要丧命,学者以为其恶疾即麻风病,麻风病是一种令人极为厌恶的传染病,常人躲之唯恐不及,而孔子却亲自去探视,在冉耕弥留之际抓着他手悲叹永诀,痛苦地说:  “这就走了,真是命呀!为什么这么好的人偏生这么糟的病呵!为什么这么好的人偏生这么糟的病呵!”真情流露溢于言表。这是对落难的不嫌弃。一次,孔子的弟子陈亢碰到孔子的儿子伯鱼,问伯鱼有没有在他父亲那里享受什么特别的小灶式教导,伯鱼回答说没有,就是父亲曾经问自己是否学过《诗》和《礼》,当他回答还没有学过时,父亲对他说了“不学《诗》无以言”、  “不学《礼》无以立”两句话,陈亢听后很高兴,称赞孔子在传授学问上把学生和亲生儿子同样看待。这是对亲近的不偏私。
    孔子平易近人,亲近爱护每一位弟子,既把他们看做学生,又把他们视为朋友;学生对于孔子同样如此,既尊为师,又看为友,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一次,孔子师徒在郑国走散,子贡找不见孔子,到处寻问,郑人告诉子贡,说东门外有个“累累若丧家之狗”的人,子贡在东门外找到孔子后转告原话,孔子闻听非但不恼,反而高兴地笑了,说郑人称自己似丧家之狗,真是太正确太正确了。学生对孔子的爱戴和尊敬发自内心。颜渊曾发表感慨说:  “我仰望夫子的道德学问,越望越觉得高大;我努力进行钻研,越钻研越觉得深广。我感到夫子的道德学问无处不在,仿佛时刻飘溢在前后左右,充满整个宇宙空间。夫子循循善诱,用文章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法来约束我的心志,使我在学习的道路上不能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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