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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
齐鲁的赋税改革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7-31 16:22:27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2:25

  春秋战国时期的赋税改革,是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交替、转型的产物。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性,就在于它与当时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相联系,在清除旧奴隶制的经济制度和原始公社的公有制残余的同时,确立了封建的私有制的生产方式。齐鲁的赋税改革,既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先进性和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也反映了其残酷、贪婪的本性。
  建立西周王朝的周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部落,井田制是整个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周天子是名义上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以天下宗主的身份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将部分可耕地建立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给士。各级奴隶主贵族利用井田役使庶人耕作,形成层层相属,比较稳定的奴隶制经济单随着天子独尊,诸侯并列局面的结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荡然无存。齐鲁两国竞相扩展领土,土地所有权首先下降到诸侯。齐国一开始不过是百里之国,春秋时相继灭掉纪国、遂国、谭国、莱国,到战国时已是“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地方两千里”的广袤国家。鲁国通过灭郕(今山东宁阳东北),伐须句(今山东东平西北),蚕食邾(亦称邾娄,即邹国,都于今山东曲阜东南的南陬村),不断扩大领土。鲁桓公元年,郑人请求祭祀周公,用祊邑(今山东费县东南)加璧同鲁国交换许田,鲁国国君也不理会天子而擅自处理土地了。
  接着,土地所有权又向大夫下移。鲁国三桓雄据费(今山东费县西北)、郈(今山东东平东南)、成(今山东泰安南)三邑,实际成为国中之国。齐国高氏世代把卢(今山东长清西南)据为私邑。齐景公四年(公元前544年),高竖盘踞卢邑叛齐,齐景公另立高氏后人为嗣,高竖逃奔晋国,卢仍为高氏封邑。这些世袭采邑实际已成为卿大夫的私有土地。诸侯扩张领土,卿大夫则扩大自己的封邑。孟僖子陪鲁昭公去楚,晋国责令鲁国归还杞国的成邑。孟孙氏家臣谢息反复讨价还价,迫使执政的季武子用桃邑(今山东汶上桃乡)和莱山、柞山才交换出成邑。后来,鲁人趁晋国无暇东顾,夺回了成邑,仍归孟僖子所有,孟孙氏白白得了桃邑和莱、柞二山。齐景公以高唐为田氏封邑,到齐平公时,田桓子又割安平以东为封邑,田氏拥有的土地已超过了齐君。
  商周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是井田制,它是中国奴隶制土地国有的具体形式。各级奴隶主贵族对拥有的土地,普遍采用井田制的经营方式。关于井田上的剥削量和剥削方法,历来史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孟子认为:“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夏朝“五十而贡”,以50亩为一个分配单位,让土地上的劳动者缴纳贡赋。商朝“七十而助”,以70亩为单位,让劳动者提供劳役地租。西周“百亩而彻”,则以100亩为单位,兼用“贡”法和“助”法,对国中的国人实行实物地租,对野中的庶人实行劳役地租。三代的剥削量都是十分之一。
  《孟子·滕文公》讲述了野中庶人“助”法的具体情况:“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田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汉书·食货志》进一步阐述说:“井田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私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为庐舍。”也就是说,方一里为一井,共900亩。八家共耕一井,每家私田100亩,公田10亩,八家共880亩。还剩20亩,每家2.5亩,用做庐舍园圃。庶人们先要在公田上提供劳役,然后才能耕作私田。公田的收获归奴隶主贵族,私田用来维持庶人的生活。孟子和班固共同描绘了一幅田园诗般的中国奴隶社会农业耕作图,西周的井田制是否就这样运作,由于间隔悬远,已很难确考了。
  按照《国语·晋语四》的记载,从国君到各级奴隶主贵族,再到平民、庶人、工商的衣食之源是,“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即官府控制工商业,工商业者的衣食由官府供给;庶人靠私田自食其力;士大夫衣食自己的封邑井田;国君依靠卿大夫之家缴纳的贡税(国君也有属于自己直接经营的井田)。由此可知,井田是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
  进入春秋以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尤其是铁制农具的出现,井田制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其表现是公田的荒芜和庶人的逃亡。
  随着土地所有权的下移和庶人的逐渐觉醒,劳动者对贵族们不劳而获的行为发出了谴责的呼声。他们把奴隶主贵族比做“硕鼠”,指责他们“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庶人们在耕种公田时消极怠工,“不肯尽力于公田”,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私田上,以致使公田收成减少,甚至荒芜。《诗经·齐风·甫田》是这样描述的:

  无田甫田,维莠骄骄。
  无思远人,劳心忉忉。
  无田甫田,维莠桀桀。
  无思远人,劳心怛怛。
 

  甫田即大田,诗中一再强调,没有人在甫田上干活,草长得很茂盛。只有莠在消极怠工反抗的同时,许多庶人纷纷抛弃私田,逃亡到人迹稀少的地方另辟新居,建立自己的生活“乐土”。子路跟孔子出游,与孔子失散,向一个以杖荷蓧的老丈打听,老丈对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非常反感,对子路还不错,留他住宿,“杀鸡为黍”款待。待子路和孔子返回寻访时,这个老丈已无踪迹了。孔子称:“隐者也。”这个“隐者”老丈,就是一个逃亡者。孔子周游,到处碰到这样的拓荒者。过泰山侧,遇到一个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她的公爹、丈夫、儿子一家三代都被老虎吃了。孔子问:“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这里荒无人烟,虎狼出入,这家人宁肯被老虎吃掉也不离开,可见当时逃亡垦荒,摆脱苛政的盘剥,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随着牛耕和铁制工具的出现,开辟私田的现象日益风行,上述逃亡庶人到荒野开垦的小块私田仅占很小的比例,大部分是新兴贵族驱使奴隶开垦或是买卖来的土地。对这些“非法”的私田,国家不予承认,因而也不收赋税。可随着私田的日益扩张和井田荒芜的危机,统治者不得不做出反应,这就是春秋时期的赋税改革。
  对旧的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首先开始于齐国的管仲。管仲相齐后,立即着手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在齐桓公的支持下,大胆提出“政不旅旧”的主张,按照士、农、工、商等不同性质实行“三其国,五其鄙”的行政区划制度。其中“五其鄙”即把野中的土地分成五部分,也叫“五属”。一属辖十县,一县辖三乡,一乡辖十卒,一卒辖十邑,三十家为一邑。五属的土地实行“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政策。《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问:“五鄙若何?”管仲回答说:“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管仲看到,借助民力,以耕公田的旧经营方式不利于调动积极性,是井田荒芜的根本原因。按照土地肥瘠差别确定不同的税收,民就不会逃亡、迁徙了;“政不旅旧”,民就不会怠工、偷懒了。这一新税制,交由五属大夫具体贯彻执行。有一人推行不得力,管仲严厉斥责说:“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独你不见功效?教不善则政不治,再不见功效,严惩不赦!”结果,属督察县,县督察乡,乡督察卒,卒督察邑,邑督察各家,新税制很快贯彻执行。据《管子》记载,到战国时期,齐国有以“田亩藉”的田税,征收的标准是“相壤定藉”,仍然是以土地好坏确定税额。可见从齐桓公到齐国后期,一直在贯彻管仲制定的“相地而衰征”的税法。
  齐国是否也推行过与西周同样的井田制,至今尚未见到确凿的材料记载。从姜太公“因其俗”的国策看,可能并不强制推行井田制,而是沿袭齐地原有的土地制度。齐地原有的土地制度有两种:原来夏、商的与国,实行的是夏、商的井田制,即上述实行“贡”和“助”法的井田;另一种是大量东夷土著居民,长期实行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齐国东夷农村公社中的“社”、“千社”之多,在诸侯国中是首屈一指的。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齐侯语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以待君命。”杜预注曰:“二十五家为社。千社,二万五千家。”《左传·哀公十五年》载,“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书社”即登记在籍的社。《荀子·仲尼篇》记载,齐桓公因管仲足以托国,“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通过管仲的改革,无论是夏、商的井田制,还是农村公社的土地制,旧有的税收制度一概废除了。有人认为,管仲这一政策,不分公田、私田一概按照土地等级差别征税,实际是承认了私田主人的土地所有权,是中国历史上井田制开始瓦解的标志。
  实行“相地而衰征”后,管仲又倡导农具的革新,大力推广铁制农具,“恶金以铸鉏、夷、斤、斫,试诸壤土”,用来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培植税源。
  管仲农业税收政策的改革,是和工商业的税收改革同步、配套进行的。从《国语》反映的情况来看,管仲对工商业采取特别优惠的税收政策。“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也就是说,对鱼盐贸易,无论是“关”,还是“市”,只稽查而不征税。这种以优惠政策刺激工商鱼盐发展的措施,反映了管仲深远的经济眼光,使齐国一跃而成为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
  鲁国在臧文仲执政时,也曾用免征赋税来发展工商业。《左传·文公二年》记载,孔子批评臧文仲有“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其中“不仁”的第二条是“废六关”,即废除向工商业者征税的关卡,鼓励工商业者自由贸易。第三条是“妾织蒲”,即家人织蒲席以赢利。《荀子·大略》记载当时的传统观念说:“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修币,大夫不为场园,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由于贵族“应羞利不与民争业”,所以孔子指责臧文仲“不仁”。鲁国原来设有向工商业者征税的“六关”,极大地限制了商品的流通和工商业的发展,臧文仲果断地加以废除,并带头发展家庭手工业,以搞活经济。可惜由于材料的限制,臧文仲改革的具体措施已不得而知了。孔子固守周礼而鄙视功利,他抱残守缺的无端指责,恰恰反映这次革新具有悖于传统的新观念和新措施。鲁国虽然是单一的农业经济,但家庭纺织业却很发达。曾母听到儿子曾参杀人仍不辍织机,鲁相公仪休的妻子出于职业癖好而纺织不停,孟母断织,用纺织中蕴涵的哲理教育儿子专心向学,这都反映邹鲁妇女对家庭纺织的投入和热衷,甚至提高到领悟其哲学真谛的境界,与先期臧文仲的倡导不无关系。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征税,原来井田制的彻法被废止了。关于“初税亩”,《春秋》三传都认为是违背古制,足见其改革幅度之大。《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说:“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这里首先指责初税亩“非正”,即不符合“古者什一,藉而不税”的先王之制。之所以称做“初税亩”,就是指责鲁宣公“去公田而履亩”。
  初税亩一律改为征收实物税,税额比以前的“什一”翻了一番。《论语·颜渊》载,鲁哀公问孔门弟子有若说:“年成不好,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说:“为何不实行彻法?”“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鲁哀公说的“二”,就是初税亩的税额,亦即十分之二。
  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以季武子为代表的三桓“三分公室”,实际是一次分割国家军赋的重大改革。季武子、孟献子、叔孙豹,“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鲁国原来有上、中、下三军,春秋以来只有上、下二军,皆归公室所有。季武子增设中军扩编为三军,正好三家各得其一,这就是历史上的“三分公室”。周代国人当兵,交纳军赋,人民、赋税、军队是一致的。据《国语·鲁语》记载,“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亦即按一井土地(900亩)为单位,征收禾刍和米。尽管军赋是不定时的,但当时彼伏此起的战争往往使军赋成为国人经常性的负担。三分公室后,季氏将军赋尽征归自己。叔孙氏将一家国人的军赋分开,子弟之赋归叔孙,父兄之赋归国君。实际是将军赋的一半据为已有。孟孙氏扣留子弟之赋的一半,其它全归国君,实际只分割了四分之一。
  鲁襄公于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六月去世,季武子拥立公子调为国君,是为鲁昭公。孟孙、叔孙走向式微,季孙氏如日中天,原来“三分公室”,三家各领一军的格局已不再适应三桓间新的力量对比。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季武子拉拢施氏、臧氏提议,再削去中军,仍恢复上、下两军,把两军一分为四,“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也就是说,季孙氏独自择取四分之二,孟孙氏、叔孙氏各得四分之一。四分公室后,三家“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即把军赋尽征归自己,对国君仅仅是随时施舍一点而已。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执政的季康子又想在初税亩的基础上“用田赋”。即把以前不固定的军赋,像税收一样固定下来,每年都按亩征收。为了慎重行事,派家宰冉求征求孔子的意见。冉求再三询问,孔子均不回答。私下教育冉求说,君子“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若违背礼制,贪得无厌,用田赋也还会不足;若遵从礼制,有周公之典在,还问我干什么?”孔子的迂腐之论当然无济于事,第二年正月,鲁国用田赋。于是,鲁国“赋、税合一”,都以田亩为征税的依据,进一步加重了劳动者的负担。《论语·先进》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之所以和冉求断绝师徒关系,煽动弟子鸣鼓而攻,大概就是为了这件事。
  春秋时期齐鲁的赋税改革,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它废除了井田制大锅饭式的“彻法”,以按亩征收定量实物的方式强化了劳动者对土地的责任制,带有鲜明的除旧布新的性质,是古代生产关系的重大革命。第二,从税收改革的走势来看,赋税的种类、数量越来越呈上升、繁重的趋势。尤其到战国时期,随着君主集权的加强,战争规模的升级,各种苛捐杂税纷至沓来。《孟子·尽心下》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饿死的人);用其三而父子离。”《管子》记载的战国齐国的赋税,除上述“田亩藉”外,还有被称做“邦布之藉”的户籍税,称做“征人藉”的人头税,称作“室庑藉”的房产税,称做“六畜藉”的动产税等名目繁多的税项。这些苛捐杂税是新赋税制度改革以后的副产品,已变成赤裸裸的盘剥,不带有除旧布新性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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