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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
孙武著《孙子兵法》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7-31 16:01:18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2:21
  在中国历史上,以卓越的军事理论家载人史册的首推孙武。孙武的军事理论,见于他留给后世的名著《孙子兵法》十三篇。
  孙武(约前535—前480),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七世祖陈国公子完于周惠王五年(公元前672年)因陈国内乱逃亡到齐国,齐桓公委以“工正”之职,主管齐国的手工业生产。陈完奔齐后改陈氏为田氏,故称田完。田氏于孙武曾祖父田桓子时以大斗借、小斗收的方法收买人心,成功讨伐了栾、高氏,遂成为齐国大家。孙武祖父田书为田桓子次子,因齐景公时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受封乐安,赐姓孙氏,从此另立家族。孙武父孙凭也是齐国大夫,后位至于卿。孙武出身于贵族世家,曾祖田桓子、祖父田书都是能征惯战的将军,祖辈都精通军事,使他从小就受到军事的熏陶,从先辈那里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齐国是周代大军事家姜子牙的封地,后来又是大政治家、军事家管仲的活动场所,留有极为丰富的军事遗产。齐桓公称霸以后,齐国又一度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活动的中心,群贤毕至,豪杰荟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给孙武研究军事提供了优越条件,使他在青年时代就成为学识渊博的军事人才,为他后来撰写举世闻名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秋晚期,齐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卿族间互相倾轧,势同水火。孙武对齐国这种形势感到厌倦,于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年)前后离开纷乱的齐国,至南方新兴的吴国罗浮山之东(今浙江吴兴县西北)隐居。他一面潜心钻研兵法,一面观察吴国政治动向,想在吴国施展自己的军事抱负。当时楚国亡臣伍员(伍子胥)也隐居在吴国乌程台,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
  伍子胥是楚国太子太傅伍奢的儿子,因父遭谗被杀而逃到吴国,对楚恨之入骨,一心要报父仇。当时吴楚边界女子为争桑叶而互相厮打,楚平王大发雷霆,以至吴楚两国起兵互相攻伐。楚平王死,昭王新立,吴王僚趁楚国有丧事,派自己的两个弟弟带兵去攻打楚国。楚国出兵切断吴兵的后路,吴兵退不回去。吴国内部空虚,公子光就叫专诸暗杀吴王僚,于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6年)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庐。阖庐做了王,愿望实现了,就把伍子胥召来,任命伍子胥为大将,准备讨伐楚国。伍子胥深知孙武才能,因而一连七次向吴王推荐。吴王阖庐三年(公元前512年),吴王召见孙武。孙武带着自己苦心写成的兵法十三篇,即《孙子兵法》晋见吴王。
  吴王阖庐看后十分赏识,并考验孙武是否有真才实学,便对孙武说:“你的十三篇兵书,我全读过了,能小试一下摆摆队伍吗?”孙武说:“当然可以。”又问:“可以用妇女试试吗?”孙武爽快地回答:“可以。”阖庐命人挑选宫里的180名美女交孙武演练阵法。孙武把她们分成两队,让吴王宠爱的两个侍妾分别担任两队的队长,每人都各拿一支戟。然后发布命令,问他们:“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左右手和背么?”妇人们回答知道。孙武继续说:“向前,就看你们心口所对的方向;向左,就看左手所在的方向;向右,就看右手所在的方向;向后,就看背所对的方向。”妇人们答道:“是。”号令已经交代清楚,就陈设了斧钺等刑具,当即又把已经宣布的纪律反复交待好几遍。于是开始击鼓传令,令她们向右。妇人们觉得好玩,大笑起来,谁也不听军令。孙武严肃地说:“纪律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只好又反复交待好几遍,再击鼓传令,令她们向左。妇人们又一阵大笑,没有听令。孙武很生气,说:“纪律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既已明白,却不依照号令去做,这就是军官和士兵的过错了。”命令杀左、右两队的队长。吴王在台上观看,见要杀自己心爱的侍妾,大吃一惊,急忙派使者传达命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我如没有这两个妃子,连吃东西都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杀她们!”孙武说:“我既然已经奉命做了将领,将领领兵对外作战时,国君的某些命令就可以不接受。”于是果断地杀了这两个队长以示众。依次派第二个人担任队长,继续击鼓操练。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悬挂一旁,妇女们吓得不敢出声,都专心听从号令。妇女们向左向右、上前退后、下跪起立都符合命令和纪律的要求,再没人敢吭声。孙武见差不多了,就派人向吴王报告说:“队伍已经操练整齐,大王可以试兵了。任凭大王使用她们,即使赴汤蹈火也能做到了。”吴王正心疼爱妃呢,让孙武回宾馆去休息,说不想看了。孙武说:“看来大王只是喜欢我的兵书而已,不能发挥我的真实本领。”吴王阖庐深受触动,便任命他做了将军。
  孙武做将军后,经常与吴王讨论国家大事。据临沂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篇记载,孙武曾同吴王谈论晋国范、中行、知、韩、魏、赵氏六卿实行的土地制度和税田政策的得失,从经济上分析六卿中范、中行、知三氏为什么会先灭亡,而赵氏亩大税轻终会最后统治晋国。吴王深表赞成。孙武还为吴国的兼并战争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史记》称:“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在吴、楚栢举之战中,孙武运筹帷幄,指挥吴军作战,五战五胜,后乘势追击,破楚入郢,将吴国疆域拓展到今安徽舒城、六安、潜山、巢县一带。吴王夫差继位后,孙武又与伍员辅佐他南下伐越,吴王夫差二年(公元前499年)在夫椒大破越军,困越王勾践于会稽山。其后北上攻齐,吴王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在艾陵大破齐军,俘获齐军主将及战车八百乘、甲盾三千,使吴国在同年的诸侯黄池会盟上,争得霸主地位。
  夫差在战胜越国以后,骄奢淫佚起来,不再听取不同意见。伍员反对夫差北上伐齐政策,而夫差却一意孤行,君臣关系出现裂痕,吴谗臣太宰嚭又从中挑拨,夫差在胜齐后即杀了伍员。至交被杀,孙武心灰意冷,遂告退隐,从事著述去了。不久(约在公元前480年),一代著名军事谋略家孙武也就辞世了。孙武死后葬在吴都郊外。《越绝书·记吴地传》说:“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是我国现存最早最著名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著作。它不但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为历代许多名将所尊崇和运用,而且也蜚声海外,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占有极突出的地位,曾被日本学者誉为“东方兵学圣典”,被美国学者誉为“世界兵学之祖”,被英国学者称为“世界史上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
  《史记》载《孙子兵法》有13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吴孙子兵法》82篇、图9卷,今本存13篇,1973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又发现《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等五篇残简,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抄本。它在孙武晋见吴王阖庐时就已经是一部完整的军事著作,在问世后,西汉时经过整理校订,始有定本,三国时曹操对13篇作注,从此代代相因,流传至今,且被置于《武经七书》之首,号称《兵经》。约在7世纪,《孙子》就传入日本,18世纪以后,陆续有了法、英、德、捷、俄等文译本,受到外国军事界的重视。
  《孙子兵法》十三篇,即《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
  《计篇》是首篇,可看成是十三篇的总纲,具有提挈全书的作用。它主要论述通过战略运筹和主观指导的分析,以求得对战争胜负的预见,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并从战略学的高度指出敌我双方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五事”和“七计”。
  第二篇是《作战篇》,论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从而得出战略进攻战的重要原则:“兵益胜,不益久”,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持久战。因为一切战争均以经济为后盾,兴“十万之师”要“日费千金”。
  第三为《谋攻篇》,直译就是用谋略攻敌,在战略策略上战胜敌人。全篇主要论述“全胜”的战略思想及其实现的方法和条件。核心是个“全”字,乃孙武军事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孙武在本篇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战术原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第四《形篇》,“形”就是形体之意,指在军事上表现为众
寡、强弱的客观物质力量,即兵力数量的多少、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和军事素质的优劣等等。全篇主要论述战略防御及由防御转入进攻所必须具备的军事实力,中心是说不打无把握之仗。
  第五《势篇》,《势篇》的“势”是《形篇》军事实力的具体表现。换言之,“势”就是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由于实行正确的作战指挥,从而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实际作战能力。从哲学上看,“形”是运动的物质,而“势”是物质的运动。《形篇》讲的是客观物质力量的积聚,《势篇》讲的是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这两篇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姊妹篇。
  第六《虚实篇》是一篇妙语连珠的佳作,主要论述作战指挥中争取主动权的原则和方法。所谓原则,指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原则;所谓方法,指利用“示形”,隐蔽主力和主要进攻(防御)方向。看到主动权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争取和造成主动、避免和摆脱被动的原则和方法。“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本篇的脊梁,历来受到兵学家的重视。
  第七《军争篇》,主要论述争取先机之利及特殊情况下的作战原则。通篇围绕“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轴心,论述军队在开进和接敌运动中抓住战机的问题。
  第八为《九变篇》,指的是九种战场情形,主要是指针对不同地形的机断处置。“变”就是多变、善变,善于抓住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以变应变,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教导将军们要精于变通,“通于九变之利”,而不通权变的将军是“用兵之灾”,会导致覆军杀将之祸。
  第九《行军篇》,本篇主旨是“处军”和“相敌”。“处军”包括论述特种地形条件下部队的行军和战斗方法,部队宿营的原则和方法,还着重强调了宿营时要注意的事项:选择地势高而干燥卫生、水草丰美而又粮道便利的地方安扎营寨。“相敌”就是战场观察,通过各种征候以判断敌情的方法,如“众树动者,来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鸟集者,虚也”,“旌旗动者,敌也”等十种因“相敌”征候。目的是告诫那些自以为兵强马壮而鲁莽从事的将领,如既不注意“处军”原则,又不懂“相敌”之法,那必遭失败,“必擒于人”。
  第十《地形篇》,分析各种地形优劣利弊,论述怎样选择地形用兵。通过“地有六形”、“兵有六败”的论述,辩证地揭示了敌情与军事地理的相互关系。本篇与《行军篇》所讲地形的区别在于,前者从交战角度,后者从行军角度。同时本篇还指出战败原因不是天灾,不是客观条件不利,而是将帅的主观过失,从而指出地形在战争中虽然重要,但只是辅助条件,真正料敌致胜的还是将军们的指挥艺术。
  第十一篇《九地篇》,从战略地形学的角度,论述九种交战地形的运用及深入敌境后的用兵策略,指出在九种地形上作战的战略和战术,是对《九变》、《行军》和《地形》诸篇的补充。本篇还谈到最高明的治军思想及其标志,以及要严守军事秘密的问题。
  第十二为《火攻篇》,就是以火攻敌,论述以火助攻的种类、条件和方法,但主张慎用火攻。本篇指出火攻的五种形式,即焚烧敌军营寨、粮草积蓄、辎重、军需库房和行军队伍。火攻前,要有人员、物资准备,要选好气候条件;火攻后,要依据火发后情况,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或乘营乱进攻,或敌未乱而待机进攻。敌营设在荒草中,要从外部放火攻击;火势发自下风,不可逆风攻击;白天风大,晚间停止,要施行白昼火攻。水攻仅可隔绝敌人,而火攻则产生强大破坏力,因而不仅要慎战,更应慎火攻,这才是“安国全军”之道。
  第十三为《用间篇》,论述运用间谍的意义,以及间谍的种类和作用。知己知彼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要做到“知彼”就要用间,用间谍以获情报。孙武把间谍分为五类,即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这五间之中,最重要的是反间,因为反问是被我收买利用的敌间,掌握着大量的情报。因此,主张对反问要不惜重金收买,给予优厚待遇。同时指出由于间谍活动是一项十分机密的工作,因而对谍报人员在感情上要特别亲近,在奖励上要特别优厚,在使用上要特别信任。而要做到这些,既需有智慧超人、胸怀仁义、头脑冷静的善于使用间谍的人,又需有既洞悉敌情而又睿智聪颖的理想的间谍人选。
  《孙子兵法》以《用间》收束全书,不仅与战略决策的《计篇》相互辉映,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孙武“知己知彼”,“先胜而后求战”的“全胜”思想是始终以一贯之的。它博大精深的内容,庄重严谨的结构,浑然统一的体系,至今仍让人们感到十分惊叹,为中华民族自豪。
  《孙子兵法》还处处闪耀着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古代辩证法的光辉。
  它的朴素唯物论首先表现为无神论和反天命的态度。在天命论和鬼神观念尚占主导地位的春秋时代,孙子则提出天是“阴阳、寒暑、时制”,是自然的天,非神明主宰的天,力主军中“禁祥去疑”,一再申明判断敌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占卜)于事,不可验(主观推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对于了解敌情,既不信鬼神和“天命”,也不用历史事件去类比和推论,而是从真正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取得。他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军旅有礼,故武功成”,“有礼无败”等唯心主义观,属于早期战争问题上的朴素唯物论。
  这一思想也表现在如何看待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要素上。《孙子兵法》开篇即说,用兵打仗不可不认真研究思考,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必须从“五事”(“道”、“天”、“地”、“将”、“法”)和“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主客观条件出发,充分估计到了战争对主客观条件的依赖关系。除了把属政治范畴的“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外,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还需一定的物质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有利的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军事指挥等,要求人们实事求是,从调查研究关系到战争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将帅指挥、军队情况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来探讨战争的规律,从而提出临机制敌的各种战略战术原则。如在论有形的力量《形篇》中,把敌对双方力量的轻重对比不同看做胜败的基础,这些都是属于战争问题上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此外,《孙子兵法》还要求战争的指导者不可从主观愿望和个人感情出发,要在判明彼己双方的情况下,再定下打不打的决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敌;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否则就会造成亡国杀身的灾祸。所以告诫说:“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主观指导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应客观情况,这是对战争指导者最起码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同时也是朴素唯物论的论述。
  在探讨战争规律过程中,《孙子》表现了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特点。它看到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诸如兵力配备有虚实,军队士气有勇怯,部队状态有劳逸,作战方法有奇正,作战时间有久速,军队管理有治乱,距离有远近,道路有迂直,计谋有得失,处境有安危等等,因而能够根据这些矛盾现实提出许多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认识到这些,因而说:“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敌虽众,可使无斗”,敢于藐视强敌,乘敌人的瑕隙夺取胜利。基于对事物矛盾两方面的认识,它提出了要全面看问题的观点,《孙子》的杰出命题“知己知彼”,讲的是“彼”、“己”双方情况,不能只知一方而不知另一方。在论“军争”时指出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危”的一面。论将帅问题时,将帅考虑问题“必杂于利害”,即要兼顾到正反两个方面,“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在不利时要看到有利因素,才不至失去胜利的信心,反之亦然。它的辩证法思想又表现在从发展角度看问题,不但要看静态,还要看动态,看到发展变化,“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不仅要看到变化,更看到军事领域中的某些矛盾是可以人为地促使它转化的,认为“敌佚(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在《虚实篇》中论述了如何决定自己的行动,争取主动,集中力量去利用敌人的被动和弱点以胜之,说“胜可知”、“胜可为”。这些,都已经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可以促成矛盾转化。
  《孙子》产生于两千多年前,虽说是部“兵学圣典”,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的瑰宝,但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没有缺点和不足。首先是它带有的春秋时代特色。它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把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一例看待,公然主张“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这是春秋末新兴地主阶级的掠夺性军事理论。再有就是《孙子》中含有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分。它主张“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归师而遇,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实则高陵有时可向(即仰攻),背丘有时可逆(即正面攻击),归师有时可遏,而为了全歼敌人,一般地围师就不能缺,穷寇就必须追。它的论述忽略了许多其他因素而落入形而上学的错误。在论及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较多注重量的不同和变化,较少注重质的不同和变化,也是形而上学的错误,对“奇正相生”看做“如环之无端”、“终而复始”、“死而复生”,有循环论的因素。“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则过于夸大了个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毛泽东说:“‘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也就是说战争不是任何时候都要发生的,而是在敌对势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发生的,这时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至于某些局部敌军的投降,表面看似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实也只是战的结果。它过分强调和夸大将帅个人的作用,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国之辅也”,“国之宝也”,并把殷、周的兴起归之于伊挚、吕牙这两个所谓“上智”人物的作用。轻视广大兵卒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倡愚兵政策,认为“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的才是真正的将军,“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把兵卒看成羊群,“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而士卒被迫出征打仗,将帅们因害怕士卒逃跑,主张深入到敌国“重地”去作战;为驱使士卒拼命作战,玩弄种种手段,主张“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登高而去其梯”,等等,都是不可取的。
  《孙子》作为卓越的军事理论著作载入史册,古今中外无不留有它的足迹。早在战国时期,《孙子》就广为流传。韩非在《五蠹篇》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战国军事名著《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就引用发挥了《孙子》的若干军事思想。三国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并对其作了注释。唐太宗李世民同其名将李靖问对兵法时,十分赞赏此书,称“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毛泽东曾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战争规律给予很高评价:“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又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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