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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
子思著《中庸》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7-31 15:59:27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2:21
  子思(前483一前402),姓孔,名伋,是孔子的孙子,战国初年的著名思想家,著有《中庸》一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子思幼年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孔鲤,字伯鱼,自幼随孔子学诗习礼恪守庭训。鲁哀公召他做官,但他拒不出仕。据传:伯鱼的前妻无德而且不可教化,伯鱼便把她休掉,又娶了一个妻子,后妻有才德,生下于思。不久伯鱼去世,后妻便担当起抚育子思的重任。
  作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是否受业于孔子,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传统观点认为,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子思还在少年时,孔子就已经去世了,所以子思并没有亲随孔子习学和受业。而康有为认为古人以子思为曾子弟子并没有充分的证据。郑玄为《中庸》作注时说:“子思述圣祖之德,殆有口说相传”。康有为认为子思主要是学于孔子,他的学术也主要来自孔子。
  康有为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首先从孔子的生卒年代看,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逝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子思生于公元前483年,也就是说孔子68岁时子思出生,而这时孔子刚刚由季康子派人带厚礼从卫国请回鲁国欲招其做官。孔子虽然受到敬重,但季康子的所作所为与孔子的政治思想背道而驰,所以拒绝出仕,而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事业上,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作《易传》,努力搜集整理古代文献作为教授子弟的教材。所以从时间上来说,子思儿时的启蒙教育完全有受之于孔子的可能。
  其次,孔子本人确实也很重视对后代的培养和教育。他曾教导其子伯鱼,让他认真学习诗、礼,并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告诫他。孔子对于孙子子思也同样寄予厚望。《圣门十六子书》中记载:孔子晚年闲居,有一次喟然叹息,子思问他是不是担心子孙不学无术辱没家门。孔子很惊讶,问他如何知道的。他回答说:“父亲劈了柴而儿子不背就是不肖。我要继承父业,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十分努力地学习丝毫不敢松懈。”孔子听后欣慰地说:“我不用再担心了。”
  《圣门十六子书》记载的这则故事恐怕并非虚言,《孔丛子》一书中也有与之意思相近的记载。情况很可能是,子思首先在其祖父孔子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而且接受的是孔子晚年的学说。后来,孔子去世,子思又跟随曾子学习受益匪浅。所以《圣门十六子书》中说:“子思从曾子学业,诚明道德,有心传焉,乃述其师之意,穷性命之原,极天人之奥,作《中庸》书,以昭来世。”从曾子那里,子思也继续学习孔子思想的真传,阐发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著成《中庸》一书,被收在了《礼记》里。另外,《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也是子思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所记,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可惜大都亡佚了。
  然而,关于《中庸》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是战国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于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说法。
  传统观点认为《中庸》出于子思之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后,汉唐注家也多遵从此说。如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唐代的陆德明、孔颖达也同意这一看法。宋代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们都认为子思作《中庸》,如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清楚地指出:“《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又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近代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适就认为其中虽然加入了后人的某些材料,但该书大体上还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因为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程是从极端的伦常主义、重君权、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到尊崇个人、鼓吹民权和心理的人生哲学的过渡。而《大学》和《中庸》就反映丁这个过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说的主张出现较晚,他们依据《中庸》第二十八章中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认为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话语,不应该出现在战国时期。《中庸》又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认为这应当言于秦亡之后。
  实际上,子思作《中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著录有《中庸说》二篇,未提作者;在儒家类著录有《子思》二十三篇,自注曰:“名郕,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其中有无《中庸》也未明言。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中,对于《礼记》各篇没有一篇单独立目,只有《中庸说》著录其中,所以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礼经,盖此之流。”看来,《中庸说》可能就像《诗》有《鲁诗说》、《韩诗说》那样,是专门“说”《中庸》的著作。这说明此前《中庸》已经单独行世,并且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至于其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句,按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解释,孔子生于春秋晚年,周室衰微,政治文化趋于分裂,已经没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现实存在,《中庸》此句中的“今”字应解释为“若”,《经传释词》曾列举许多古书中的例子都是假设语气,孔子所说也是假设,并非当时的事实,所以不能因这段话而怀疑《中庸》的成书年代。
  不仅如此,子思作《中庸》的说法还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证实。《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曾经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证明了什么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之说,并在《中庸》、《孟子》等书中找出了这个学说的痕迹,由此可以确定《中庸》一篇的确是子思的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经被编辑成《子思子》一书。这个记载是否可信,学者们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竹简,这不仅可以使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证明了《中庸》一书确实为子思的作品。该墓出土的竹简已经编成《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可以分成两组,其中一组有《缁衣》、《五行》、《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的研究,郭店竹简中的这些儒书属于儒家子思一派,《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同时,这些竹简儒书又与《中庸》有不少相通之处,如《性自命出》论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致,《尊德义》的体例与《中庸》篇也颇近似。沈约曾说《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简中又有《鲁穆公问子思》。因此,这些竹简儒书肯定都与子思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庸》一书的确出于子思之手。
  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子思和孔子一样很重视礼,也身体力行遵守礼。子思得知父亲的前妻去世后,就在孔氏之庙痛哭,他的门人对他说:“庶民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恍然大悟,连连承认是自己的过错,“遂哭于他室”。子思与其他许多著名儒者一样也向往国家的德治教化,并且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与孔子不同,为了施展抱负,孔子曾仕鲁参政,但却以去鲁告终。孔子周游列国,企图游说诸侯,但处处碰壁,甚至在各国受困。子思则不然,鲁穆公请他做国相,子思则以推行自己的学说为重婉言谢绝。
  子思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对后世产生的较大影响,主要还在于他的思想方面,特别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一书中,然而它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据说,尧让位于舜时就强调治理社会要“允执其中”。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经强调折狱用刑时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后来,子思作《中庸》一书,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该书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则,讲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把“中庸”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到了世界观的高度。
  子思认为: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泄出来的时候,心是平静的,无所偏倚,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发泄了出来能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广之,那么天地之间一切都会各安其所,万物也都各遂其生了。例如,颜回做人能够择取中庸的道理,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把它失掉。舜是个大智的人,善于征求别人的意见而且对那些很浅近的话也喜欢加以仔细的审度。把别人错的和恶的意见隐藏起来,把别人对的和善的意见宣扬出来,并且把众论中过与不及的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于民众,这或许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道理吧。
  但是中庸之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聪明的人过于明白,以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样去行;有才智的人做过分了,而没有才智的人却又做不到。这就像人没有不饮不食的,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能做到尽己之心推己及人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凡是别人加之于自己身上而自己不愿意做的,也就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
  其次,君子应在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它应该做的事,而不应去做本分以外的事。处在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贱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患难的地位,就做患难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无论处在什么地位都是自得的。
  处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处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对别人无所要求,自然没有什么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归咎他人。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地位等待天命到来的驱使,小人却要冒险去妄求非分的利益。
  《诗经》上说:“穿着彩色的绸衣,外面加上单层的罩衫。”为的是嫌那锦衣的文彩太显著了。所以君子的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不露,可是日久自然会渐渐彰露出来。小人的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鲜明,可是日子久了,就渐渐地暗淡了。
  《中庸》所阐述的一整套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十分切合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这种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观念是“诚”,认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是世界的本体,万物由此派生出来。子思又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的“诚”在人表现为人性,这就使得天、人、物合而为一了。人的道德修养若能达到“诚”的地步,就能通天,因为“诚”乃是天意、天地精神。
  《中庸》里有一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则强调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学问的积累,要求达到最高境界又要保持中庸的原则。“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一思想,则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直接影响。而其中的鬼神之说,则对宋明理学产生重要影响。他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提出了一种道德修养方式——慎独,意思是在无人监督闲居独处时,自己的言行更应该谨慎,自觉遵守道德规范。
  《中庸》一书阐发儒家思想的地方很多,不仅道理精彩,而且文笔简炼,文辞优美,对后世影响很大。虽然其中有讲鬼神和唯心之处,但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庸》的思想具有辩证的理念,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它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应给予高度评价。《中庸》所提倡的道德准则和处世规范,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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