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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
庄子在山东的行历
来源: 作者: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7-31 15:45:16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2:17

  庄子名周,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为战国时期蒙人,曾做过蒙地的漆园吏。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之一。所著《庄子》一书又名《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
  关于庄子的里籍,《史记》只说“庄子者,蒙人也。”蒙属当时哪个诸侯的封国,没有说清楚。致使后代学者多有纷争,有宋国说、楚国说,亦有齐鲁说。但主要有两种:
  一是宋人说。庄子是战国时期宋国人,汉代学者多持此说,《史记·庄子列传索隐》引刘向《别录》、高诱《淮南子·修务训》、《汉书·艺文志》、张衡《髑髅赋》等均载庄子为宋之蒙人。战国时宋有蒙地,《左传》载宋万弑闵公于蒙泽,《史记·宋世家索隐》所据庄子佚文载:“桓侯(宋桓侯,名辟)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蒙人止之。”具体蒙在何地,地望已经淹没,典籍记载迥然不一。战国时的宋地,西汉时为梁国,是异姓王彭越的封地,都城在今定陶,西北至今东明、濮阳。不久西汉又改为同姓王诸侯封国,其都城移至睢阳。《汉书·地理志》云“蒙县属梁国”。故唐代学者陆德明在他的《经典释文·庄子序录》中称庄周为梁国蒙县人,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谓“小蒙城在县(宋城县)北二十二里,即庄周之故里”;唐代学者成玄英在《南华真经疏·序》中写道:庄子“姓庄名周,字子休,生宋国睢阳蒙城,师长桑公子,受号南华仙人”。二是楚人说。宋代始有庄子为楚人的说法。《太平寰宇记》谓:小蒙城在县(宋州县)南十五里,六国时楚有蒙县,俗为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后来朱熹又从思想风格上揣度“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今人李灿著文说:安徽蒙城殷时为北冢,冢与蒙通,汉置山桑县,唐天宝元年诏改为蒙城县。又说:“楚顷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86年)就是庄子逝世的那年。齐灭宋,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沛即所指汉沛郡所属范围,北冢当在其中。”此时今安徽之蒙城归于楚,而原宋国之小蒙城当属于魏。至于“六国时楚有蒙县之说”,正如马叙伦所推论的那样:“宋之后,魏楚与齐争宋地,或蒙入于楚,楚置为蒙县,汉则属于梁国。庄子之卒,盖在宋之将亡,则当为宋人也。”
  据《史记》记载,庄子曾在蒙这个地方做过一段时间的漆园吏。“漆园”地望在什么地方,《史记》称属蒙。《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太平寰宇记》载:“漆园城在县北五十里,庄周为吏之所,旧置监,今漆园城北有庄周钓台。”《一统志》载:“曹县西北五十里有漆园城。”杜佑《通典·州郡》载:“冤句有漆园,庄周为吏之所。”《山东通志》、《曹州府志》均载:“漆园城在故冤句北七十里。庄周为蒙漆园史。”《水经注》卷八载:“濮渠之侧,有漆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濮字条说:“濮水出东郡濮阳,南入巨野。”《辞海》濮水条说得更清楚:“古水名。(1)流经春秋卫地,即所谓‘桑间濮上’之濮。一称濮渠水。上下游各有二支:……(下游)一支经山东东明县北至鄄城县南注入瓠子河;一支经东明县南,又东经菏泽北注入巨野泽……明清之际余流犹残存于长垣、东明一带,俗称普河。”《濮阳县志》载:“漆河自东明北部入境,东北流至兰溪村入毛相河。”《东明县志》(乾隆二十一年版)载:“漆园吏隐,迹在县东十里裕州屯,乃庄子为吏处,今之东明之别名为漆园。”《东明县旧志》载:“东明周时隶属兖、豫二州,属于卫侯国,其始君康叔封为文王第九子,而太姒生也……《仪封志》云‘仪封,古东昏也’,则东明属于卫也可知;且南距曹宋不远,其为卫之东偏也亦可知。迨至春秋战国间县属有名漆园者,大抵在今之县地,左右去漆水不远,庄子周曾作吏于是。而《史记·魏世家》载‘惠成王三十年(前340年)城济阳’,东明即济阳之易名也,则其始属于卫,而后被割于魏也可知。”从这则史料看,西周东明属于卫国,处在卫的东北部,西南部与宋国接壤,东南与曹国为邻,到了战国时期则被魏国吞占了,在庄子29岁时漆园已经属于魏国了,魏国都大梁,又称梁。魏是姬姓国,而宋国则是殷商后裔封国,两国为邻多有战事。春秋时宋景公灭曹(前487年),疆域北至济水。战国时宋国时盛时衰。《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君偃十一年(前322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此时庄子48岁,又过36年,到庄子去世,即宋偃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其间蒙城、漆园(东明)当属于宋。东明汉置东昏县,魏废,经晋、隋至唐初均未复县治,其版图西、南部并入外黄属陈留郡,唐属杞州或汴州,东、北部并入冤句、离狐属曹州。而南华山、漆园则在离狐、冤句(东明)境内,故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24年),诏改离狐县为南华县,并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诏命《庄子》一书为《南华真经》,庄子吏隐于此当无疑义。至于安徽定远县东的漆园,钱穆的《史记地名考》说:“盖以游濠梁而来。”安徽蒙城之漆园,《蒙城县志》载:“漆园城系宋灭曹后,迁曹国漆雕氏食邑于北冢(现蒙城地)。”李灿在《庄子故里考证》一文中称“笔者认为鄋瞒漆氏亡国后,其族人流亡曹国,曹令食邑于宛朐(冤句)之北,是后所谓冤句北十七里之漆邑。宋灭曹后,宋又徙漆雕氏食邑于北冢,即将宛朐(冤句)漆雕氏迁至北冢”。据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宛朐之漆邑历史悠久,而且也可以看出安徽蒙城之“漆邑”是曹州东明之“漆邑”迁去的。正因为庄子为吏于漆园,垂钓于濮水,著书于南华,这些庄子长期生活的地方都在东明境内,又有漆园、庄子观、庄子墓、南华山遗址及有关的墓碑、石刻、族谱,还有庄子的嫡系后裔,据此全国庄子研讨会(1995年)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庄子故里在东明”。
  据《史记》记载,庄子做过管漆园(邑里)这个地方的官。战国时期地方官员多以地名命官,夏商周时在黄河流域就有植种漆树,生产漆的记载。漆园不是行政长官而是工官,庄子担任漆园吏不久,就辞官隐退了。
  庄子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隐逸终生。庄子鄙视名禄的事迹较多,《史记》中记载了庄子拒绝了楚威王千金聘以为相的事,《庄子·秋水》篇也有类似描述:庄子在濮水钓鱼,楚王派遣两位大夫前往致意说:“愿将治理楚国的责任委托给您。”庄子手持钓杆,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个神龟,死去三千多年了,楚王用精美的竹器盛着,用锦锈的巾布盖着,藏在庙堂之上。这只龟,宁愿死后留下尸骨让人珍藏以显示它的贵重呢?还是宁肯拖着尾巴在泥水中爬行而活着呢?”两位大夫说:“宁肯拖着尾巴在泥水里活着。”庄子说:“请回去吧,我将拖着尾巴在泥水之中。”在《庄子·列御寇》中还记载有庄子辞聘的一件事:有人要聘请庄子,庄子对他的使者说:“你见到过用做牺牲的牛吗?用绣花的丝织品做它的披衣,用精草细料把它喂养肥大,它是何等的高贵啊,但等到把它牵入太庙杀掉做祭品时,它想活着做一个孤小的牛犊还能办到吗?”
  庄子轻视相位和高官厚禄还有几件事:《庄子·秋水》篇记载:惠施在梁国做宰相,庄子前往看望他,有人对惠施说:“庄子这次来,是想代替你做宰相。”于是惠施感到恐惧,便在国中搜寻了三天三夜。庄子前往见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鹓,您知道吗?鹓从南海飞起,飞到北海。不是梧桐它不停在上面休息,不是楝食它不吃,不是甘美的泉水它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寻得一只腐臭的田鼠,见到鹓飞来便叫声‘吓’,现在,您也想用您的梁国吓我吗?”这里庄子把相位看做腐鼠。在《庄子‘说剑》篇中记载了赵太子悝为让庄子说服其父赵文王“罢剑”而奉赐千金,而庄子不受的事。
  《庄子·列御寇》中记载了庄子讽刺痛骂曹商之流的两件事:宋国有一个叫曹商的人,为宋王出使秦国,由于得到了秦王的欢心,秦王赏给他一百辆车子。回到宋国见了庄子便夸耀说:“处在偏僻的穷村陋巷,靠编织草鞋来糊口,饿得面黄肌瘦,我缺乏这种忍耐的本领,这是我的短处;出使大国,凭三寸不烂之舌,使国君省悟,而获百车随从的赏赐,这却是我的长处。”庄子听了明知曹商在奚落自己,但幽默地说:“我听说秦王有病召示医生定下赏格,凡是能为其挤脓的赏车一辆,舐痔的赏车五辆……治疗的地方越低下,得到的车子就越多,你岂不是为秦王治疗痔疮吗?不然怎么会得到这么多车辆?你快走开吧!”另一件,写的是一个为宋王所接见的人,宋王送给他十辆车子,这个人便骄傲地在庄子面前夸耀。庄子告诉他:“河上有一个家境贫困依靠编织蒲席糊口的人,他的儿子潜入深渊,,得到了一颗价值千金的珍珠。他对他的儿子说:‘拿块石头砸烂它。’他见儿子不甚理解,便接着解释说:‘价值千金的珍珠,总是被藏在深渊之中黑龙的下巴下面,你能够得到这颗珍珠,一定是在黑龙睡觉的时候。假如黑龙醒了,你不仅得不到珍珠恐怕连性命也要丢掉啊!’现在,宋国的险境不只像深渊那样危险,宋王的凶猛,不止像黑龙那样凶猛,你能够得到十辆车子,那一定是在宋王头脑不清醒的时候。假如宋王头脑清醒过来,你一定会粉身碎骨的!”
  庄子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庄子·山木》中有这样一段话:庄子见魏王时,是穿着大补丁衣服,用麻绳系着的旧鞋子,可见家境是极为贫穷的。他是靠什么维持生活呢?《庄子·列御寇》篇中说他是一位居住在“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的人。织屦是他的职业,是他的生计,但光靠织屦尽管自己饿得面黄肌瘦,也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有时还是要靠借贷度日。《庄子·外物》篇记载:“庄子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可能认为庄子没有偿还能力,不愿借粮给他,推托说等自己领到了邑金,再借给庄子三百金。庄子认为这是戏弄自己,便以“涸辙之鲋”的寓言回敬了监河侯。庄子说:“我昨天来的时候,在半路上听到呼唤我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在车辙里有一条鲋鱼。我问:‘鲋鱼啊!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它回答说:‘我是东海龙王手下的臣子,你能弄一点水来把我救活吗?’我说:‘好吧,我将前去游说吴、越国的国王,请他们引西江水来救你,你看怎么样?’鲋鱼听到这里,勃然变色,板着脸说:‘我不幸失水,无处容身,现在只要得到一点水就能活命,你说这些不切实际的话,还不如早点到干鱼市上去找我呢,”庄子知道为富者不仁,他不愿接受权贵者的任何馈赠,更不愿与权贵们同流合污,于是他安于贫穷,靠着自己的双手编织草鞋换取米面,或者到濮水捕捉鱼虾来维持生计。
  庄子虽为一介隐士,但颇多社会交往。在《庄子》一书中与庄子有联系的人物也不少,诸侯有楚威王、魏王、宋王、赵文王、鲁哀公;士大夫有宋太宰荡、宋大夫曹商、魏相国惠施、监河侯;学术界人物有宋钘、尹文、东郭子、惠施;其他还有隐士、匠人、商贾、农夫等等。这些人谁是庄子的朋友,《庄子》一书与有关史料中均无明确记载。惟《庄子·山木》篇中写明了属于朋友关系的一位“故人”,杀鹅款待庄子与弟子一行,但未写明这位朋友的姓名,大概也是一位隐士。诸侯王中虽有以重金欲聘庄子为相的,但没有愿意推行“无为而治”主张的,故无交情可谈。对于士大夫阶层,庄子也十分鄙视,曹商、监河侯都是庄子的熟人,但他把得车百乘的曹商骂作是舐痔者,对只重金钱不重友情的监河侯亦给予了辛辣的讽刺。还有一位得车十乘的宋大夫,这些人都是庄子批评的对象,也谈不上交情。对于既有桑梓之谊又有一定学术联系的,庄子则表现出坦诚和友谊,这里值得一提的有宋国人宋钘与宋太宰荡和东郭子。
  关于宋钘,庄子在《逍遥游》篇中称他为宋荣子,赞许他嗤笑世俗的卓见和高风,在《天下》篇中庄子又对他与尹文所创立的学派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肯定了他们对古道术的继承,赞扬了他们良好的个人品德,但庄子从道家学派的观点出发,对其“以休止兵伐为外部行动,以减少私欲为内部行动”的主张给予了尖锐而又善意的批评。
  庄子与宋太宰荡,在《天运》篇中记载着这样一则宋太宰虚心求教庄子的故事:宋国的太宰名盈,字荡,他听说庄子学识渊博,便将庄子请至府舍,求教仁的涵义。庄子说:“虎狼就有仁性。”太宰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庄子说:“虎狼的父子相亲,岂不是仁性吗?”太宰说:“请问至仁的涵义。”庄子说:“至仁是无亲的。”宋太宰荡在官场中接受了儒家的说教,对庄子的回答自然无从理解,他依样画葫芦地问道:“我听说过,没有亲情就不会去爱,不爱就谈不上孝顺,说至仁就是不孝可以吗?”庄子说:“不对,至仁太崇高了,孝本来就不足以来说明它。这并不是说他超过了孝,而是说它与孝毫不相干。朝南行的人走到郢都,向北却望不到冥山,这是为什么呢?距离太遥远了。所以说用尊敬来履行孝道容易,用仁爱履行孝道就难了;用仁爱履行孝道容易,要忘掉亲情就难了;忘掉亲情容易,让亲人忘掉我就难了;让亲人忘掉我容易,要我忘掉天下人就难了;忘掉天下人容易,让天下人也忘掉我就难了。具备天德的人连尧、舜这样的明王都忘掉而不愿做,造福万代,天下却无人知道,难道只是叹息着侈谈仁爱忠孝吗!孝悌仁义、忠信贞廉都是人们用来勉励自己而束缚天德的东西,不足称道。所以说‘至贵’,就是连国君的爵位都毅然抛弃;‘至富’就是倾国的金帛也不看一眼;‘至愿’就是把一切名誉都抛个干净。唯有道是永恒的。”庄子的说教振聋发聩又十分坦诚明白,使宋太宰为之耳目一新,至于宋太宰是放弃自己的名誉地位而身行“至仁”,还是与庄子分道扬镳,那就不得而知了。
  庄子与东郭子,在《知北游》篇中有记载:东郭子是个学者,但他对庄子的“道”很不理解,于是专程请教庄子。一见面,他就问庄子所谓“道究竟在哪里呢”?庄子说:“无处不在。”东郭子说:“具体说在什么地方?”庄子说:“在蚂蚁里面。”东郭子很惊讶地说:“怎么处在这么低下的地方?”庄子说:“在稗子里面。”东郭子说:“怎么更加低下呢?”庄子说:“在瓦和砖里面。”东郭子说:“怎么低下得更厉害呢?”庄子说:“在屎尿里面。”东郭子不再作声。庄子说:“先生的提问,本来就没有接触实质。正像检验猪的肥瘦,越是踩猪腿的下部位置,越容易辨清,希望你不要确定道在何处,其实万物皆不能离开道。大道是这样,大的言论也是这样。譬如‘周’、‘遍’、‘咸’这三个字,名谓虽然不同,实质却是相同的。如果我们到达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去游玩,持同和万物的理论,自然会认识到道是没有穷尽的,让我们一起尝试无为的境界吧!它是多么淡泊宁静啊!寂寞而清虚啊!调和而安闲啊!空虚无有就是心志,无处不去,却又不知要到哪里去。去了又回来,也不知要到哪里停止,来来往往而不知终止。翱翔在虚无寥廓的境界,大智慧的人进入这一境界,可以放任无穷。造成物的道,和物在一起不见界限。物与物之间是有界限的,道却没有界限,无高低贵贱之分。道使物有盈虚、始终、聚散而自身却没有盈虚、始终、聚散,这不是道的奥妙吗?”东郭子听完了庄子的一席话,顿开茅塞,感到自己在庄子跟前太渺小了,他们的友谊大概也就是在这种对道术的探讨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庄子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是惠施,尽管惠施也曾怕庄子代己为相,搜于国中三天,但庄子视相位如腐鼠,故惠施解除了顾虑,友爱如初。两人都喜欢探讨学问,常常追根求源,各抒己见,争辩是常有的事。仅《庄子》一书中就有多次。《逍遥游》篇记载了庄周与惠施两次关于有用与无用的辩论。第一次惠施将庄子的道比做大葫芦,说用它盛水不够坚固,用它做瓢,无物能所容下,因无用把它砸碎了。庄子以寓言故事巧妙地驳斥了他。庄子说:“宋国有一个会制不皲手药膏的人,他靠着这种药膏世世代代以漂絮为业。有一个客人用一百金买下了他这个药方,并去游说吴王,在冬季吴、越二国在江上交战的时候,让吴军使用了这种药膏,结果吴军打了大胜仗。吴王据此封赏了这个人。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同样是一个物品,用法不同,结果就不一样,大葫芦如果做成腰舟不是可以遨游江湖嘛!”
  第二次辩论是惠施说他看到一个大臭椿树臃肿不中绳墨,木匠都不理睬它。并批评庄子的学说大而无用。庄子又以野猫比喻从政的官员,最后被猎人捕获来回击惠施,还说大树植于无边无际的旷野里,人们可以乘凉休息,它自己也不被砍伐,还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一次惠施说庄子的言论没有用处。庄子告诉他:“知道无用才能谈到它的用处。天地极为辽阔,人只是用其可容立足的一点罢了。但是如果把立足以外的地方挖到黄泉之下,人站立的这块地方还有用吗?”惠施说:“无用”。庄子说:“被挖去的地方似乎无用,但离开它人便无法立足。由此观之,无用的用处就很明显了。”
  庄子与惠施不仅有道体之辩有道用之争,还有审美和认识方法上的争论。在《秋水》篇中记载着一则流传千古的佳话:庄子与惠施游玩于濠水岸边,庄子看见桥下鱼儿游来游去,心里感到畅快自由,直观地感觉到鱼也是自由快乐的,于是就指着鱼儿对惠施说:“你看,鱼儿多么快乐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了;你不是鱼,那么你也不知道鱼的快乐,是没有疑义的了。”到此,从逻辑学三段论来看,惠施已经胜利了,可是庄子十分敏捷地避开了问题的实质(异类),而在形式逻辑类比推理的掩护下跨过了鸿沟。庄子说:“请你回归到你问的原题上,当你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这句话时,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了。而你故意的问难我;很简单,人、物一理,我游濠上而乐,就知鱼濠下亦乐,我就是在濠水岸上知道的啊!”
  庄子与惠施在人“有情与无情”方面也有过两次争辩。一次庄子写了一篇文章叫《德充符》,其中写道:“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圣人只是具有人的形体,绝去人的情感。具有人的形体,所以与人同群;绝去人的情感,所以是非不得入于胸次”。惠施见了便与庄子辩论说:“人没有感情,何以称得上人呢?”庄子说:“道赋予人的容貌,天赋予人的形体,既有容貌形体,岂能说不是人呢?”惠施说:“既称为人,怎么能说没有感情呢?”庄子道:“你所说的情,不是我所说的情,我所谓无情者,是指不要发于人欲的好恶之情,不要使其伤害自己的身心,应当依顺生理的自然,不可用人为的力量做一些有害于生命的事情。”惠施说:“不讲求有益于生命,怎能长有此身呢?”庄子说:“道赋予人的容貌,天赋予人的形体,这在生理方面,已经都完全具备了,只要不以好恶之情内伤其身就够了。现在你终日神驰在外,精劳于内,行则倚树而呻吟,坐则凭几而昏睡,这岂不是外神劳精的结果吗!天赋予你完全的形貌,你不去珍惜,反而在这‘坚白’的问题上妄自耗费身心呢!”
  另一次是庄子的妻子死了,惠施前去吊唁,看见庄子正坐在那里敲着盆子唱歌,感到不近人情,便说:“你的妻子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年老身死,你不哭也罢了,反而敲着盆子唱起歌来,不也太过分了吗?”庄子说:“你这话可不对。当她刚死的时候,我何尝没有感触,可是仔细一想,她当初本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但没有形体,并且没有气质。在恍惚有无之间,才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现在又变化到死,这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全是顺着自然变化的道理。现在她已安寝于天地的巨室,而我却嗷嗷地去哭她,自以为这不通于自然大化的道理,所以就不哭了。”
  庄子与惠施,有人以其都是宋国人称其为乡友,有人以其年龄相仿又都注重学术称之为学友,还有以其经常争辩而称为辩友。庄子则认为惠施是自己学术上的同道。惠施死了,庄子为失去了一位好搭档而悲痛欲绝。一次他送葬经过惠施的坟墓,回头对跟随他的人说:“有一个楚国郢都的人捏白土时把一点泥土溅到了鼻尖上,像苍蝇翅膀那样薄,就去让一个叫匠石的人替他削掉,那人挥动大斧呼呼有风一下劈了过去,把那点泥土削的干干净净而鼻子毫无损伤。郢都的人,站在那里神色不变。宋元君听到后,就把匠石找来说:‘试着给我这样来表演一下。’匠石说:‘我以前是这样削的,但现在那个郢都人已经死了,我没有搭档了。’自从惠施去世,我也没有搭档了,我还能再给谁推心置腹地谈论呢!”
  庄子很推重惠施的学识和能力,夸他学富五车,认为惠施如果能潜心于天地之道,必能成为大器,但可惜的是惠施没有这样做,说惠施以最贤明最善辩的人称雄天下,结果他的学术纷繁,所陈道理离奇驳杂,与天地大道相差甚远,只能以善于论辩闻名于世。
  相传东明这块古老的地方,离漆园不远有座南华山(遗址在今东明县菜元集乡庄寨村北)。庄子辞官后,就长期隐居在那里,主要从事著书和授徒两件事。《史记》说他著书十余万言,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子》的“内篇”多是他的著作。
  关于庄子授徒一事,见于《庄子》一书的有几处。一处在《山木》篇中记载了庄子率领弟子在外游历行至山中,看见一棵很大的树,枝叶长得茂盛,而伐木者不取,庄子告诉弟子说:“这棵树是因为不材而终取天年的。”出了山他们住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位朋友让奴仆杀鹅款待庄子一行。这一家有两只鹅,一只会鸣,一只不会鸣,奴仆问杀哪一只,那位朋友让杀掉不会鸣叫的。第二天,弟子们问庄子:“昨天,山里的那棵大树,因为没有用才得以保持自然的年寿,而昨晚主人家的那只鹅却又因无用而先死,先生在为人处事时是选择有用呢,还是选择无用呢?”庄子说:“我处于有用无用之间。”接着庄子又语重深长地告诉弟子:“处于有用和无用之间,近似于处世之道,却不是正道,所以还是不能免于物累。若心怀道德以处世,就不必论有用无用了。这样,既没有荣誉,也没有毁辱。或如神龙显现,或如虫蛇隐伏,随时变化,不要执一而行。或屈或伸,以和为量。寄心于未曾有物之先,主宰物而不被物所拘执,又怎会为物所累呢?这是神农和黄帝处世的法则啊。至于万物的情伪和人类的转变就不是这样:有会合就有分离,有成功就有毁坏,清廉的就受挫折,尊贵的就遭物议,有作为的就要亏败,贤人被谋害,愚人被欺诈,怎能必免于物累呢?可叹啊!弟子们要记着,只有归向道德,才能免于祸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庄子一方面以如何避免灾害的生活经验向弟子传授自己的处世方法,即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另一方面则是教诲弟子在精神上要努力追求高远,摆脱世俗的负累而“游乎万物之祖”,“与时俱化”、“以和为量”。这种不再以世故为计的与世沉浮的处世态度,已升华为一种与道为一体的超脱的自由精神境界,即“道德之乡”。
  在庄子临终前他仍有不少弟子,《列御寇》篇中写道:“庄子将死,弟子们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做双璧,以星辰为珠玑,把万物当做送葬的斋送,我治葬的东西还不齐备吗?’弟子们说:‘我们担心如果没有棺材,先生的遗体会被乌鸦和老鹰叼食啊!’庄子说:‘人死了就放在地面上,会被乌鸦和老鹰吃掉,埋在地下则会被蝼蛄和蚂蚁吃掉。何必夺乌鸦和老鹰的食给蝼蛄和蚂蚁呢?’”这件事记下了庄子对生死的达观见解,反映出了庄子在临终前还向弟子灌输自己对人生归宿的真知灼见,同时也表达了师生之间的真情厚谊。
  我们从《庄子》一书中钩沉出庄子的这些事迹,虽然有些散碎,但还是可以窥见庄子的生平和生活图景。透过这些事迹,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是生活在一个“士有道德不能行”的昏上乱相的社会里,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庄子是一个有高深文化和思想修养的人,这使他能比较清醒地反省到个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地位。因此庄子能够忍受不能摆脱的物质生活困境,又有能力超脱精神的痛苦。这种忍受与超脱的力量,来自他对个人人格独立和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这种追求就是要求人的精神从人与自然的界限中,从社会的世俗观念中,从自我的情欲中跨越出来,进入一种无任何负累的境界。这一境界即是庄子的思想核心,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块巨大的丰碑。
  庄子作为道家学派创始人之一,他的学术主要体现在他的《庄子》一书中。我们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出庄子的思想向两个方向展开去,一是对永恒的宇宙根源的执着探讨,一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峻审视。
  庄子的自然哲学主要由宇宙根源的“道”、构成万物的“气”、万物生成和存在形式的“化”三个范畴组成。庄子继承了老子天道无为的自然观,以原始混沌的“道”为最高范畴,把天看成是自然的,把“道”看做是宇宙的根源,并阐明了它的以下特点。一是自本性:“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庄子把“道”看做宇宙的本根。二是周遍性:“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知北游》说:“道”无所不在。《齐物论》说:“道通为一”,“道未始有封”。这些都体现了“道”的周遍性特点。三是主宰性。道具有“神鬼神帝”的特点。四是超越性。庄子所说“道”不具有时空形式,也就是说具有超越时空囿限的性质,如《大宗师》篇写道:“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知北游》中的“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这些都正是“道”超越性特点的明确表述。
  庄子认为构成万物的基始是“气”。如果说老子第一个把“道”当做客观存在的物质性的东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庄子就进一步用“气”来说明道是物质性的东西,用气的变化来说明世界万物的产生和发展变化。《人间世》篇说:“气也者,虚而待物也。唯道集虚……”庄子认为:气充盈宇宙之中,天地万物都是一气。在《大宗师》篇中写道:“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这里的“天地之一气”就是阴阳之气,气是宇宙的基始,万物和人都是由气的变化而来。在《知北游》中,庄子说得更加明白:“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这正表明万物的复苏、死亡、存在、发展皆统一于气的聚散变化,气是永远存在的,聚散变化不息。从此不难看出庄子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是很深刻的,甚至可以看到物质不灭见解的端倪。
  从庄子的物化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化”这一万物生成和存在的形式。我们的祖先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知道宇宙是一个经常运动的有机体,万物都是变化的。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也是这种万物变化说的主张者,他认为一切物类,都是在这个宇宙的有机体中变来变去,而永无止境。这种“化”又具有普遍性、多样性、相禅性和自化的特点。庄子在《秋水》篇中写道:“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至乐》篇中说的“万物皆化”,就是讲物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的。庄子还认为宇宙万物是相互禅变的,在《寓言》篇中庄子写道:“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即是说万物变化的过程皆是循环往复无穷的。庄子在《天地》篇中也讲了万物从无开始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又回归到虚无。庄子认为万物无论如何变化,也不过是“以不同形相禅”,而其质素是不尽不灭的。庄子认为物化的内在原因是“自化”。《在宥》篇中说:“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庄子感知到了万物的物化,又认识了万物物化的原因是“自化”,在他的著述中,他用生动的寓言故事:鲲化为鹏、自己化为蝴蝶等说明了自化之理。
  庄子的人生哲学主要是对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实践方法的思考。这种对人生的思考不同于先秦诸子一般皆开始于、立足于“人性”。而是发端于、立足于个人生存的“困境”。摆脱人生困境,是庄子的追求目标,也是庄子人生哲学的基本理论。
  庄子所处的时代是杀人盈野的战国时期,庄子细微深邃地观察了种种社会现象,冷静地、清醒地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他认为,人是“道”的一种存在形式,“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人是自然界万物之一,所谓“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与万物一样都不能跳出这个“始卒若环”的圈子。因而生与死,或者说死亡,是人生第一位的,最终无法跨越的。庄子认为对任何人来说,“人”的这种存在形式都归结于“形化”或者叫做死亡或泯灭,这是人生的大限,同时他又认为“生死存亡之一体”,这是庄子超脱生死这一自然之限的精神境界。人生困境还表现在社会的限制,社会弱肉强食,摧残着人的生命;另外还有人身自我情与欲造成的祸患。庄子认为情欲是人精神自由的负累,他说:“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这样,庄子就把对人生困境的分析、认识,引向了更加深入的、幽奥的人的心理领域。
  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是由理想人格来体现的,庄子的理想人格有“至人”、“神人”、“圣人”、“德人”、“大人”、“天人”、“全人”、“真人”等,其中表述最完整的是“真人”,《大宗师》篇表达的“真人”超越了人间困境的界限,实现了精神的绝对自由。“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是齐一生死的表现;“不逆寡,不雄成,不谟事”是顺应时命的态度;“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是无情无欲的表征。至于“至人”、“圣人”、“神人”则是无己、无名、无功,其精神境界也主要是超脱。
  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体道”的方法——对精神本然状态的自我体认,而达到超脱世俗的无任何负累的精神自由境界(逍遥游),这种境界又是以返归自然的理性自觉为其途径的,因此,庄子的人生哲学在中国先秦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都占据有重要地位。庄子哲学中最积极的成分是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朴素的辩证法,也吸收了同时代其他一些具有辩证思想的哲人如惠施的思维成果,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宣告一系列曾被认为是永恒真理的东西不过是相对的处于变化中的,这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庄子的处世哲学是从相对主义出发形成的一个独特的体系。它包括:其一,回避矛盾,随遇而安。庄子要人们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提出了“自事其心,安时而处顺”的自然而然的处世态度;其二,追求绝对自由的超脱,这是庄子处世哲学的最高目标。庄子追求的绝对自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是无依靠任何外力条件而在宇宙中任意地翱翔,即“逍遥游”。庄子追求的是极高的精神境界,他逃避社会现实的做法也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
  庄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就像他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一样是深刻而伟大的。庄子所著《庄子》一书,以其傲世独立的精神内涵、汪洋恣肆的文章风格和舒卷自如的语言技巧,创造性地发展了散文体。庄子一书,“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它一反义正辞严地庄语,采用寓言、卮言之类荒唐谬悠的语言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在戏谑幽默之间,寄寓着尖锐有力的讽刺,借以揭露统治者的丑恶本质,以及人世间形形色色的腐朽与虚伪,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爱憎情感。庄子以其夸张而又生动的描写,有力地抨击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散文成为一种特殊的批判武器,这是文章的一大解放,是对哲理文的一次变革和创新。庄子的散文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气势奔腾浩荡,表现了作者的惊人想象力,并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此,鲁迅先生曾作过高度评价:“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的散文摆脱了先秦散文纯语录体的形式特征而开始向专题论文过渡,并把虚构引入散文创作。在文学史上,庄子是第一个运用浪漫主义于散文创作的散文家。一部《庄子》仿佛就是一个幻想的世界,活动着许许多多奇特的艺术形象,使哲理散文出现了一种寓哲理于“荒谬诡诞”之中的特殊艺术风格,打破了哲学与文学的严格界限。成为古代寓论散文形式的标志,把我国散文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庄子第一次把自然之美提到了重要地位,庄子认为“道”是美的本原,它“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这就是说“道”是自然而然的,是非常朴素的。庄子从“道”的根本属性阐述自然美,认为大自然是“道”的最完美的体现,所以他反对“文饰之美”、“仁人之美”和“礼乐之美”,反对一切人为的雕饰,不自然的东西。庄子提出了“朴素而天下莫有与之争”的美学思想。
  庄子认为最美的音乐是“天籁”、“天乐”。在《齐物论》中庄子把声音分为三类:“人籁”、“地籁”、“天籁”,“人籁”是人借助竹箫所吹的乐声;“地籁”则是自然界的众多孔穴在风的作用下发出的声音;而“天籁”则是自然界的众窍“自鸣”的声音,这是一种不靠人工,不凭外力,自然产生的“天乐”。《天道》篇说:“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乐”具有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包裹六极的特点。庄子对音乐美的层次划分表现在对音乐的类型区别上,庄子认为音乐可分为两类:一是体现“自然之道”的“天乐”,另一种是为社会礼乐服务的“人乐”。“天乐”是看不见、听不到的最理想美妙的音乐。庄子力主“自然朴素”的音乐美学思想,对我国后代音乐发展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为民间音乐的发展提供了依据。民间音乐中的朴素自然风格,更是直接来源于庄子的音乐美学理论。
  庄子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的书法、绘画审美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画无论是审美主体、客体,还是意境创造都来源于庄子的哲学美。庄子的“天地之美”,直接形成了中国画的审美对象。中国画家都注重“心师造化”、“以天地为师”,画者舞笔意在天道。故中国画“画人物谓之传神,画山水谓之留影,画花鸟谓之写生”,这里的“神”、“影”、“生”,就是画家追求的最高理想,这是庄子“天道观”在绘画论中的具体运用。书法亦然,书法追求的神品“风神”也是书家“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最高境界。庄子的“人道观”,从审美主体方面,引导中国书画家效仿和追随崇高而又伟大的道,探索理想的审美人生,追求艺术家的人格美,再通过艺术品表现出来。庄子的人生哲学,要求人们通过超功利的审美途径,即自然无为,无功无名,物我两忘的审美观点,达到“无待”的理想境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中国艺术家的人格,就是庄子人生理想的体现,因此中国书画家极重品格,人格的修养成了创作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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