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邮箱:
用户名
密码
   
山东各地地情网站:
先秦时期
荀子隆礼重法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7-31 15:42:13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2:17
  荀子是战国末期齐鲁一带的著名学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思想家。他在齐鲁地区从事学术活动,著书立说,授徒传学,门下出了许多不同凡响的风云人物,如政治家李斯、思想家韩非、经学家浮丘伯等。
  荀子(?—前238),名况,时人尊称为“卿”,后避汉宣帝刘询讳,又称“孙卿”。荀子原为赵地人,喜好游学,周览诸侯,主要在齐鲁一带从事学术活动。他曾两次到齐国稷下学宫游学:一次是在齐湣王时,当时他的名气尚不够大,他向齐国国相提出改革齐国弊政的建议,不被采纳,便离开了齐国。另一次是在齐襄王时,当时他被各家学派共认为是学问最大、名望最高的学者,受到极度尊重,一连三届被推举为号称“祭酒”的学宫领袖。游学期间,荀子曾经回过赵国,在赵孝成王前与临武君讨论兵法。又曾西游秦国,见秦昭王和应侯范睢,称赞秦国吏治,陈述个人政见。晚年他去了楚国,楚国执政者春申君任命他做了兰陵(今山东苍山)县令。后春申君在楚乱中被杀,荀子免职。其后荀子定居兰陵,继续著书立说,收徒讲学,直到老死。
  荀况著有《荀子》一书传世,全书32篇,除个别少数篇章是学生的记述外,大体都是荀子本人的著作。《荀子》一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荀子的思想学说。
  荀子的学问博大精深,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方方面面靡不包罗。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对诸子百家进行批判总结,融会贯通了各门学术,其中有许多闪光的思想黄金。
  荀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礼治”。“礼治”的思想依据是性恶论。他与孟子针锋相对,认为“恶”是人的本性,“善”是后天教育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礼治”就是解决争和乱的“度量分界”,也就是划清“尊卑贵贱”,“贵使贱,贱事贵”。他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以给人之求。”意思是古圣王们怕人们为争夺利益而引起乱子,所以就制定礼义来进行约束。他在孔子儒学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国家政治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将“礼治”视为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客观真理。荀子在主张“礼治”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法治”,而是提倡以“赏功罚过”的法治手段辅助“礼治”。后来他的学生韩非弃“礼”取“法”,成为出自儒门的大法家,而荀子则基本上属于儒家,只是吸取了一些法家思想,并且具有许多在传统儒家看来是异端邪说的理论而已。
  荀子是个很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认为天是客观的自然物质,没有精神和意志。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意思是天有一定的运行规律,这种规律不会因为君主的好坏而改变;天不会因为人们讨厌寒冷就停止冬天,也不会因为人们讨厌辽远就不再广阔。总之,天的存在及其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都是在论证唯物主义命题。另外,对于日月蚀、陨星、灾异等自然现象,他都认为与人事无关。他提倡“强本节用”,“制天命而用之”,即强调人的主观努力,积极发展生产,节用财物,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驾驭和改造自然,表现出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和敢于进取的宝贵精神。
  在荀子的社会历史观中,对于民众的力量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他比喻君民关系说:“君者,舟也;庶人(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把君比喻成船,把民比喻成水,水对船能载也能覆,民对君能拥护也能消灭。比喻十分恰当,成为后来历代明智君主的座右铭。
  在荀子的学生中,李斯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官至秦朝丞相,对秦的统一和秦帝国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并以强硬的法家政治家闻名历史。
  李斯生于战国晚期上蔡县(今属河南)一个普通百姓家庭,年少时在乡里做文职小吏,见又脏又瘦的厕中鼠惶惶藏匿,肥光净亮的仓中鼠养尊处优,从而感叹人与鼠的道理相同,尊卑贵贱完全在于处所的自我选择,于是辞职离家,从师荀况,决心通过求学改变自己的贫贱处境,谋得富贵。李斯头脑聪明,很喜欢法家学说,但他自认才能不如韩非。由于他的求学目的是政治进取和谋取富贵,所以他的目光便集中在军政实践上,既不像浮丘伯那样纯粹于学问探讨,也不像韩非那样潜心于理论钻研,而是向荀子选取了一门实用学问——“帝王之术”作为自己的专攻科目。所谓“帝王之术”就是称帝为王、夺取和统治天下的学术。李斯雄心勃勃,要通过从荀子攻读“帝王之术”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图飞黄腾达,大富大贵。
  李斯一面刻苦攻读,一面留心天下局势,选择着自己学成后的用武之国。在战国七雄中,他认为秦国最强大,最有发展前途,而且秦国有重用外籍人才的传统。他想将来一旦学成,就去秦国实现抱负,所以在学习“帝王之术”的过程中,对秦国最感兴趣,经常向荀子请教与秦相关的诸多问题,荀子则耐心进行解答。
  一次荀子谈自己入秦的感受时说:“秦国边塞险固,地理形势有利;山川秀美,自然资源丰富。百姓风俗淳朴,唱歌不下流,穿衣不妖艳,非常顺从官府管理;各地官员尽忠职守,待人有礼貌,办事不徇私,大有古代良吏之风。国都中的士大夫,凡出家门就是到官府办公,离开官府就回家门,不结党,不营私,除了公事还是公事。朝廷政治清明,处理政务十分麻利,该办的事情立即批准,不该办的事情及时否决,从不拖泥带水。这是秦国自秦孝公以来四代胜于关东诸侯的优越之处。秦国四代长期占有优越条件并非侥幸,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还有一次荀子讲论甩兵之道,对齐、魏、秦三国战士做了比较,他说:“齐国重用技击,技击斩敌首一级赏金一锱,不合乎作战赏赐的基本原则,这种军队对付小股敌人还可以,一旦大敌当前有生命危险时就会如同鸟兽一样顷刻逃散,纯粹是亡国之兵,天下没有比这更弱的军队了,简直和在劳动市场上雇工作战差不多。魏国使用武卒,武卒经过十分严格的考试挑选,要头戴头盔,身穿3套护身甲,能拉12石的弓弩,背负50支箭,持戈带剑,携3日口粮,半日急行军100里,选中者免除赋税徭役,几年后体衰不能作战时也能继续享受优厚待遇,而重新挑选出来补充兵力的武卒又免税,这样一来,国家虽大税源必少,可谓是危国之兵。秦国则不同,秦人的生活出路比较狭窄,国家管制人民也比较严厉,用权势逼迫他们,用贫困限制他们,用奖赏鼓励他们,用刑法惩罚他们,给人民限定了一个必走不可的道路,那就是要想有好处必须乖乖地去为国努力作战,作战有功即可得赏,斩5个敌人首级即可役使5家民户,所以秦国兵源深厚,地税丰饶,国势长盛不衰,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强。秦国四代占有优越条件并非侥幸得来,而是历史的必然。因此,齐国的技击不可遇上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可以遇上秦国的锐士,一旦遇上就好比鸡蛋碰石头。”
  李斯喜欢法家,急于功利,见业师荀子多次谈到“秦国四代的优越条件不是侥幸而是必然”,又多次讲论儒家仁义的作用,便对荀子提出不同见解说:“秦国四代优越,兵强海内,威行诸侯,恐怕并不是推行仁义造成的,而是怎么做有利就怎么做罢了。”
  荀子说:“这你就不懂了。你所说的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利;而我所说的仁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利。仁义是用来修理政治的,修理好政治人民才能亲附君主、爱戴君主,才能毫不犹豫地去为君主拼命。所以说,兵势强弱主要取决于君主,与将帅关系不大。秦国虽然四代占优势,但还是战战兢兢,经常担心天下诸侯合纵为一消灭自己,这叫乱世用兵之术,还没有从根本上运用仁义来征服天下。商汤流放夏桀,并不在于鸣条那一仗;周武诛杀商纣,也不在于牧野那一战。他们都是长期实行仁义教化才取得了那场必胜的战果,用不着像秦那样战战兢兢地担忧天下不服,这才是仁义的用兵之道、真正意义上的大利。如今你不抓仁义这一根本而去追求急功近利的末节,这正是当今执政者们的通病,也是世道混乱的主要因素。”
  李斯受到荀子批评,在当时内心很不服气,他正急于学成帝王之术去谋取功利,当然没有耐心去认真思索荀子的所谓“根本”。不过,荀子的批评教导他也牢牢记在了心中,并非对他一点影响也没有,尤其是在晚年入狱时,看到自己一生急于功利而即将家败人亡,看到秦朝帝国大厦岌岌将倾,他才彻底信服了荀子对他的仁义说教。而在当时,他是没能理解和接受的。
  李斯急于功名,帝王之术一学成,就决定辞师西游,到秦国去一层宏图,谋取富贵。他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求学目的就是追求功名富贵,向荀卿告辞说:“弟子听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有了机遇是不能轻易放过的。当前大国诸侯正在争夺时机,重用人才,游说之士左右着他们的战略决策。秦王势力强大,颇有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正是平民学者奔走游说、施展才能的大好时机。人若处在卑贱地位而不算计改变处境,那与只有见现成肉才会张口吃却不知自己主动去找肉的蠢禽兽有何区别?只不过徒长一副人面,勉强能双腿走路罢了。人的最大耻辱是卑贱,最大悲哀是穷困,长期处于卑贱地位和困苦环境却讥议世俗富贵,厌恶功名利禄,自命清高,标榜无为,这是能力不及,绝非读书人的内心真情。因此,弟子要辞师西向游说秦王了。”
  荀子见李斯谋图富贵的言辞很露骨,语气很坚定,知他心意已决,没有多说什么,由他西行游秦去了。
  李斯至秦后,把从荀子那里学到的帝王之术用于秦国的实践操作,相继上统一书,谏逐客令,提出破坏关东六国合纵的间谍方针和具体措施,展现了东方荀门学子的卓越才华,很快就成了秦王嬴政的心腹和秦国最高决策团的重点人物。
  李斯是荀子培养出的杰出政治家,韩非则是荀子培养出的杰出理论家。
  韩非是韩国的贵公子,为人口吃,不善言谈,但才思超群,写出文章头头是道,雄辩有力,让人读起来感到十分畅快,如饮甘霖,而且觉得其中每句话简直就是无懈可击的真理。他自幼酷好法家学术,从荀子读书后学识大进,不断揣摩法家思想理论,后来写出一部皇皇巨著《韩非子》,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法家思想集成,主要是把作为成文法典的“法”、作为君主权术的“术”、作为国家政权的“势”三者结合起来,为君主集权专制提供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法治理论。韩非主张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改变解决问题的方法,主张以法治手段严厉控制儒、侠、文人学士、工商游民等闲杂人员,以求富国强兵。他的思想理论主张,很适合当时具有统一雄心的君主的需要。
  韩非与李斯同学荀子门下,李斯自认才能不及韩非。李斯怀着功名心去秦国追求富贵,韩非则怀着爱国心返回韩国,想为本国贡献才华。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之策,但没受韩王重视。他不愿为异国效力,本国又没用武之地,感到很气愤,于是发愤著书《韩非子》,将自己的满腹才华和精辟理论尽写书中。《韩非子》一书传到秦都咸阳,秦王读后十分惊奇,感叹地说:“呀!倘若我能见到此书作者,与他共事,也就死无遗恨了。”李斯听后,情不自禁地告诉秦王说这是他的同学韩非写的书,韩非就在韩国。秦王大喜,命秦军攻韩,索要韩非。韩王在秦的压力下派韩非出使秦国。当时,李斯刚刚为秦王制定了“先韩次赵”的统一方案,首先“灭韩”已成为秦的既定方针,而韩非却是怀着一颗爱国忠心,肩负韩王的存韩使命来到秦国,想通过自己在秦国进行活动来挽救韩国即将被秦吞并的命运,达到“存韩”目的。所以韩非一见秦王,就亲手呈交了一篇后人定名的《存韩》的进谏书,书中以“贵臣”二字回避李斯,矛头却是直接指向了这位老同学的灭韩方针。
  秦王得见韩非很高兴,仔细阅读他的谏书,见书中指出灭韩对秦国的极度危险,分析得头头是道,觉得不是没有道理,便交给李斯令他慎重考虑攻韩。李斯一见韩非的谏书就火了,当即执笔成文,对韩非进行批驳,谓其纯粹是一通迷惑人心的诡辩,完全是出于邀功韩王的个人利益,并要求亲自出使韩国诓骗韩王入秦,以坚决贯彻首先灭韩的既定方针。此后李斯果然去了韩国,虽然没有诓得韩王入秦,但其灭韩主张更为坚定。
  韩非、李斯同学一师,都有才华,又都跨入法家前列,成为当时社会舞台上的佼佼者,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他们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首先是出身不同,李斯出身平民,韩非出身贵族。其次是个人追求和选择不同,李斯贫贱贪图富贵,离开关东去了能得富贵的秦国,而且非常执著,赶也赶不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韩非本不贫贱而对富贵看得轻,只想为韩国效力,即使不用宁愿著书也不离弃故邦。再次是干事业的方向不同,韩非偏重理论研究,思想学术上纯粹于法家一派;李斯偏重政治实践,是贯彻法家理论的政治实践家,思想学术上并不十分纯粹,贯彻法家理论的同时也有一些儒家思想意识。最后是政治上的直接对立,一个要灭韩,一个要存韩,终于发展成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家往往杀伐敢断,毫不手软,韩非虽然才高李斯,在理论研究上令李斯望尘莫及,但在政治实践上真刀实枪地残酷较量,却远远不是李斯的对手。因此,韩非的命运自然是悲惨的。
  韩非见秦国仍在准备灭韩,并不断向关东诸侯派出间谍,事情又都是李斯、姚贾、顿弱等秦王信任的谋士一手策划的,便想用离间君臣的办法搞垮他们,以图存韩之计。他考虑李斯在秦国的地位已经比较巩固,顿弱声望较好也暂且难于下手,便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关东客卿姚贾。
  于是韩非对秦王说:“姚贾用陛下的珍宝周游诸侯,南去楚国,北往燕、赵,三年间挥金如土,耗财无数,其实各国原本就不见得一定要合纵,大可不必徒耗金钱。姚贾这一挥霍,秦国的珍宝也就空了,而他本人却在各国捞到了好处。他以陛下的王权和国宝在关东向诸侯换取私人交情,望陛下盘查是否属实。况且,姚贾是大梁一个监门的儿子,曾在大梁偷盗,被赵国驱逐,与这种人共商国家大计,不是劝勉群臣的办法。”
  当年姚贾出关,秦王曾给车千辆,黄金千金,并送了自己的衣冠宝剑,返秦后加官进爵,拜为上聊,礼遇非常,极端信任。因此,秦王一听韩非的话,顿时火冒三丈,命人传来姚贾盘问韩非所言可是实情。姚贾并不否认,十分爽快地回答都是事实。秦王越发恼火,厉声斥责:“那你还有什么面目来见寡人!”姚贾见秦王大动肝火,猜出必是韩非挑拨离间,便耐心给秦王解释,说他不用金钱换取私交就无从收买关东权臣破坏合纵,至于盗窃、遭逐之类所谓不光彩的个人历史,并没影响为秦国效力,总比那些名声很大却没有为秦国建立寸草之功的人好得多。秦王听姚贾说得有理,仍然信用姚贾。
  秦王传问姚贾的内容李斯很快就知道了。李斯认为韩非是朝自己来的,因为自己是灭韩的谋主,姚贾只是随从而已。于是和姚贾密议,决定铲除韩非。他们找了一个恰当机会,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贵公子,现在陛下既已确定吞并关东诸侯,韩非最终是要站在韩国一边,不会为秦国效力,这是人之常情。如今陛下久留韩非,又难于重用他,他日后归国,必为秦患,不如马上找借口把他杀了。”秦王爱惜韩非的才华,很想收为己用,但听李斯、姚贾讲得有些道理,就命令暂且把韩非押入狱中,打算审查一番再做处理。
  尽管秦王没有下达诛杀韩非的指令,但对于要杀韩非的李斯和姚贾来说,做到这一步也就足够能让韩非死于非命了。当时李斯大概已经升任廷尉,是秦国的最高司法官。他立即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韩非自杀。韩非要见秦王当面申述,狱吏自然是不允许的,于是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狱中。韩非死了,与李斯、姚贾毫不相干,因为他是畏罪“自杀”的,李斯、姚贾并没违背秦王命令擅自作主去杀他,这正是李斯善于谋划、毫不手软的政治家特色。
  秦王下达审查韩非指令后不久就后悔了,他太爱惜韩非的才华了,唯恐韩非有何不测,急忙派人去宣布释放令。可惜晚了一步,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身怀奇才,是集成法家学说的理论大家,可政治实践上却很浅薄幼稚,总也没有跳出狭隘的爱恋本国邦土的感情圈子。当时强秦统一关东已是大势所趋,基本成为天下定局,关东最弱的区区韩国又岂能是一己之力所能保存的呢?太有些书呆子气了。相形之下,李斯在政治实践上的胸怀和眼光要比韩非宽远许多。
  韩非虽然死于李斯之手,但他的法家思想理论也在李斯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坚决贯彻。韩非杰出的思想理论,李斯卓越的政治实践,构成了那个时代社会大舞台上的一对完美相合的双璧。韩非与李斯,是荀子的成功和骄傲。
  浮丘伯与理论家韩非和政治家李斯不同,他是荀子门下的传经弟子,是一位纯粹于儒学的传经学问家。
  浮丘伯又名鲍丘,亦称包丘子,齐人。荀卿游学于齐,受到齐襄王和学士们的极大尊重,三次被推举为学宫祭酒。大概就在这时,浮丘伯拜于荀卿门下求学,并随荀卿至楚。荀卿任楚兰陵令罢职后,因家于兰陵,浮丘伯也留在了鲁南。
  荀卿门徒很多,韩非、李斯、浮丘伯最知名。韩非偏好学法,李斯专攻帝王术,浮丘伯则注重学《诗》。在兰陵时,浮丘伯与李斯共事荀卿,二人志趣大不相同。李斯急于功利,一心想飞黄腾达,建功立业;浮丘伯则安贫乐道,一心从事学术研究和儒经传授。荀卿不赞成李斯急功近利的思想,但李斯不甘贫困,竟入秦成就功名富贵,位极人臣,身受五刑而终。而浮丘伯则在鲁南一带收徒传经,不慕富贵荣华,一直过着贫困清苦的寒士生活。《盐铁论·毁学》评论说:“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太山……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包丘子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豢,无赫赫之势,亦无戚戚之忧。”就是说的上述情况。从“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来看,荀子对李斯的急于功利而遭祸殃曾有过明确警告,但那时李斯是不可能听从的。
  秦统一后,浮丘伯居住曲阜讲学。曲阜是儒学的故乡,一向为礼仪之邦,诸儒讲习礼乐,人民彬彬有礼,各地学子纷纷前往求学。浮丘伯收了许多弟子,其中知名者有当地人穆生、白生、申培,还有来自沛县(今属江苏)的刘交,即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弟弟。《诗》是浮丘伯向他们传授的主要学业。秦朝颁布焚书令,烧毁《诗》、《书》,严禁私学,浮丘伯师徒被迫辍业,刘交返回故里,不久即参加了异母兄刘邦的反秦队伍。战争期间,秦法不行,浮丘伯重操旧业。刘邦战胜项羽,举兵围鲁(即曲阜),浮丘伯等鲁中诸儒还在讲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以致刘邦大为感叹,不忍再动干戈,对鲁采取招降态度。后来鲁地归汉。一次刘邦路过曲阜,浮丘伯曾率弟子前往鲁之南宫拜见刘邦。
  西汉建立后,刘交被封为楚王,建都彭城(今江苏徐州),据有周围36县。刘交至国后,延请同学穆生、白生、申培等到楚做官,浮丘伯则迁居西汉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继续从事讲学事业。楚元王刘交特别好(诗》,曾亲自为《诗》作传,号称《元王诗》,并要求诸子一律读《诗》,为了使自己的后人得到先师苟子的真传,高后时,他特派申培伴随自己的儿子郢客前往长安,直接向浮丘伯求学。刘交死后,郢客继承王位,申培又随郢客返回彭城。
  浮丘伯不知所终,从常理判断当寿终天年,老死长安。他的学业,在弟子申培以及刘交的后人中得到了发扬光大。汉代儒学中的“鲁学”学派,就是以彭城为中心的浮丘伯弟子所兴起的一个学派。
  先秦儒学,有所谓“传经”、“传道”两派的说法。荀子是与孟子并列的儒学大师,如果说孟子注重传道的话,那么荀子则既重传道又重传经。在荀子的学生中,不仅出了理论家韩非和政治家李斯,还出了经学家浮丘伯。这三位不同凡响的学生皆出于荀子门下,足以说明荀子是位了不起的学术大师。
分享到:
上一条:齐国的灭亡
下一条:鲁仲连义不帝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