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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大刀起处 敌人饮刃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卢 昱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5-01-12 13:56:00 更新时间:2015-01-12 13:58:27

    “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一首激昂的《大刀进行曲》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传唱长城内外。“大刀向”三字上的逆分节奏,从容不迫,如同战斗号角,催人奋进,亦如翻飞的大刀,寒光闪闪。
  此曲的作者麦新是上海洋行里的小职员,当时只有23岁的他为二十九军大刀队所折服,挥笔写就如此激昂的乐曲。唱着歌曲的人前赴后继,奔赴民族解放战场,同“大刀队”一起,创造出比歌曲本身还波澜壮阔的史诗……
    “破锋八刀”尚在鞘
  “大刀队”在西北军内的正式名称是手枪队。由于每名战士身上背着一把大刀,所以又称“大刀队”。手枪队最初组建于1916年,每人配备一把大刀和一支盒子枪,后来的手枪队装备更为精良。
  “从全军部队中身材比较魁梧、体格比较强壮、手脚比较敏捷者中选拔出来。武器以短兵器的手枪为主,每人配备七六二自来得手枪1支、子弹200粒,骑枪1支、子弹100粒,六五勃郎宁小手枪1柄、子弹50粒和4斤重的大砍刀1把。” 曾在冯玉祥手下当兵的张宣武回忆道,“大刀队”的训练特别严格,尤其对体力锻炼、劈刺技术和夜间战斗等项目,要求极严。
  1925年6月,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有幸看到西北军士兵在操练大刀:“院内,许多身着白上衣的警卫士兵在挥舞大刀,一共作了25个劈杀动作,场面非常壮观。约六百名身体非常结实的青年士兵,飞速地舞动着闪闪发光的大刀,时而防卫,时而出击,练兵场上夯实了的土地,由于六百双脚的冲击和跳跃,发出低沉的声响。”
  普里马科夫所见到的,是西北军早期“劈刀十二法”,练时左右重复一遍,加上收刀势,正好25势。之后不久,在西北军第二号人物张之江的主持下,武术家马凤图、马英图等人编创成简便易学的“破锋八刀”,取代了旧有的刀术教材。
  1926年初,这一易学而实用的刀法迅速推广到西北军各部,形成了西北军自成风格的著名大刀术。马凤图还为此写下“破锋刀歌”,全歌共八句,一句一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一套糅埋头、拦腰、斜削、漫头硬舞等技法于一体的刀法,离不开一把好刀。西北军所用大刀重4斤,既能保证有效地砍杀敌人,又不致于过分消耗官兵体力。钢刀在炉火和风箱夹击中锻打、在水缸里淬火,毫无杂质,刀身较宽,刀头前锐后方,适合双手握持。
  作为冯玉祥随身护卫的赵登禹,在未入伍前已精通拳术,加上多年行伍操练,刀法已炉火纯青——劈、砍、撩、扎鬼神莫测,将大劈大砍、迅猛剽悍的刀法舞得生风。
  此时,刀尚在鞘。1928年12月,赵登禹专程将冯玉祥奖给宋哲元的银盾墨盒送达西安。1932年10底,从山东逃窜到怀来以东的刘桂堂残匪盘踞长安岭一带,赵登禹部主动出击,使得刘桂堂大部逃龙门,小部越过平绥路向山西境内逃窜。十多天后,刘桂堂部残匪三百余人又反扑回来,一度进攻赤城县,结果还是被赵登禹部击溃。
    大刀饮血喜峰口
  1933年初,日本继“九·一八”吞并我东三省后又挥兵南下,企图越过长城,再吞华北。为遏止日军攻势,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将北方各派系军队组成八个军团,在长城一线布防。西北军二十九军共辖3个师,宋哲元令37师冯治安部防守城岭子、喜峰口、潘家口一带。
  喜峰口长城占据高地易守难攻,群峰矗立,险要天成,自古为幽燕屏障。当年曹操正是从这里出关,如神兵天将直扑辽东,一举歼灭乌桓。喜峰口东侧老婆山控扼喜峰口镇及孩儿岭咽喉要路,西侧松亭山高地连接摩天岭、直抵潘家口滦河防线,平津安危均系此一线。
  1933年3月9日子夜,喜峰口再一次成为兵马集结之地。109旅旅长赵登禹奉师长冯治安之命,派王长海217团为先头部队星夜赶赴喜峰口接防。当先头部队到达喜峰口时,发现阵地已被日军第14混成旅占领。
  9日正午,王长海团及赵登禹所率大部队陆续抵达喜峰口,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日寇炮击。从10日到11日,赵登禹部与进攻喜峰口两侧的日军展开肉搏战,首先组成五百人的大刀敢死队,双方来回拉锯,争夺激烈。
  当年目睹喜峰口抗战时赵登禹部大刀队的兰玉田老人讲:“这班人体格好,平时没事总在院子里练刀,有时一摸房檐‘嗖’就上去了。村里人爬老婆山还要歇一歇,他们一直爬到老婆山一点动静也没有,日军一点儿也没觉察,到山上拿大刀把十几个鬼子砍了,把尸体扔到山下,枪和子弹都拿回来了。”
  经过两日的激战,敌军服部及铃木两个旅团,附伪蒙、朝鲜混合军约两万余人,仍占据喜峰口东北高地最高点以及长城以北高地,其炮兵阵地在蔡家峪以南及白台子西南高地一带放列,不停向我阵地盖射。由于地形险恶,二十九军只能仰攻,加上武器落后,大刀只有在近战时才能发威,二十九军几乎无计可施。
  战事正在胶着时,作为前敌总指挥的赵登禹想出一个好法子——夜袭。当地有位叫“宋贵生”的村民,对老婆山和它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说他知道一条隐秘小路,可直接绕到老婆山北坡的白台子。
  赵登禹闻言,大喜过望。夜里11点很快到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赵旅长伤腿未愈。众劝其勿往,赵由床上奋然跃起,谓男儿报国,此其时矣,何泥吾行。遂扶伤先进。”对于当晚情形,当时的《申报》有如是记载。
  是夜,部队衔枚疾走。欲至白台子,必经蔡家峪。赵登禹一部冒着小雪,迎着北风,到达蔡家峪后,并没有马上行动。直至鬼子深睡时,冰冷的大刀开始嗜血。
  深夜被砍头,孰能不胆破?神兵天降,大多数日寇在睡梦中未及还击,便纷纷被大刀片砍杀。短兵相接,敌军不辨虚实,自相残杀,崩溃不成军。“当时弄得血流成河。鬼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脑袋就分家了。后来他们再过喜峰口时,怕得就叫‘砍头口’。那时我父亲他们人人均抱牺牲决心,尺地寸土,决不拱手让人。”今年80岁的赵登禹女儿赵学芬介绍道。
  是役,敌之铁甲车、汽车均为废铁,炮径、炮栓均被我军破坏、卸回,11日夜袭至12日上午我军毙敌3000余名。我军营连排长伤亡50余名,士兵千名以上。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勇气。日本一家报纸对此评论说:“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铁骨柔情送火狐
  1938年3月18日的《申报》上,登载了一条“赵登禹宝剑已折断”的消息。全文如下:赵登禹师长宝剑因杀敌多已折断,携北平作纪念品,剑上血迹斑斑,将择地陈列。
  大刀森森寒,杀敌如夜雨剪春韭。在持刀人的心中,除了悲怆激愤之外,还有一份铁骨柔情。
  1934年,时任二十九军132师师长的赵登禹,在喜峰口战役后,转战察哈尔、冀东一带。转战途中,士兵从山野中捉到两只火狐狸,浑身红毛,犹如一团火。士兵们觉得稀奇,做了个铁丝笼,闲时逗着玩,行军也带着。
  这事传到赵登禹耳朵里后,他对此评价了八个字:战事不断,玩心不退。他把副官单永安叫来说:北平西郊有个万牲园,给你封信,你到那里去看看。于是,单永安带着两个士兵和两只火狐狸到了万牲园。
  万牲园,明朝曾是皇家御园,清初成为皇族园邸,光绪时又叫农事试验场,分设动物园和植物园。东侧的动物园,有狮、虎、豹、孔雀、袋鼠、鸵鸟、鹿、猴等数百种,园内还设置了狮亭、虎亭、猴亭等禽舍。单副官找到园长,说明来意,并送上赵将军信函。
  园长看到赵登禹的亲笔信后,十分感动,收下火狐狸,又将赵将军书信珍藏起来。赵将军书信内容如下:“径启者,敝师驻防塞北,有名殿布青山者。日前偶在该山得获火狐狸两只,因敝师不便饲养,恐日久伤其生命,殊为可惜。素念贵园万牲罗列,以供游人观瞻。兹特派副官单永安,携往送上,即请查收为荷。此致万牲园。师长赵登禹拜启。”
  信中书法雄健,“恐日久伤其生命,殊为可惜”更是让人感叹这位豪壮之士的纤纤爱心。赵登禹在任邱驻防时,还曾集任邱出土的唐仪凤三年石经上的“河”“北”两字,为当时一杂志题词,颇得笔意。
  赵登禹一生极孝,在西北军中还享有“老莱子”美名,他的交友准则是:“凡不孝者,不交。”每睹父亲所留的“孝思维则”遗墨,赵学芬都感慨万端:“爷爷早故,父亲便把所有的好都给了奶奶。军务再忙,父亲也不忘日日嘘寒问暖。奶奶生病时,他更亲自煎汤喂药。”
  “父亲一生中只有一件事没听奶奶的话。”赵学芬说,“当时堂叔叔赵登舜在营中违反军纪,奶奶希望父亲不要严罚。但父亲还是当众人面打了叔叔四十军棍。随后便带着棍子跪在奶奶面前,让母亲打自己。”受赵登禹的影响,其部下也多为孝悌男儿。每逢领了军饷,众官兵便尽速寄返家里。
    万不可失卢沟桥
  日军虎视眈眈,赵登禹的刀也没停止磨砺。1936年11月,二十九军秋操演习,冯治安部37师由平右安门起至固安,132师赵登禹部由任邱起至固安。双方在固安北相遇,拂晓时进击演习,天明渡永定河演习终了。
  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惊醒了枕戈待旦的赵登禹。“1937年7月7日晚上,日军突然说有一个军曹失踪了,想到宛平县城里去搜查。当时驻宛平县城的是29军37师110旅219团的一个营,营长是金振中,他一部分驻兵在宛平,一部分在卢沟桥。”时任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教育长的张寿龄回忆道。
  进宛平县城搜查显然是日军挑衅,这个无理的要求当即被金振中拒绝了。这天夜里,日军就开枪射击,金振中率部还击,枪声断断续续响了一夜。
  “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日军进入假和谈、真准备时期。他们假意派人到宛平县城和谈,但人还未到,日军又开始进攻。有一次打得激烈,日军把卢沟桥边上的龙王庙给占领了。张寿龄说:“金振中是员勇将。旅长何基沣说,你非把它给我拿回来不可。金振中的部队就很拼,打得非常激烈,最终把日本人打跑,夺回龙王庙。”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 
  “7月25日,日本飞机轰炸廊坊,我就警惕起来了,那里驻扎的是张自忠的队伍。”张寿龄说,7月26日,日军攻打团河,团河在南苑以南近10公里处。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
  “7月27日,训练团的学生已经完全进入备战状态,枪弹和大刀都准备好了,但我们的武器装备没有日本人好。”张寿龄回忆道。 
    南苑城头剁敌手
  27日凌晨,日军先进攻通县,枪炮齐鸣。南苑离通县不过20公里,所以听得非常清楚。当天下午,赵登禹奉命率132师一个旅赶往南苑增援,却没有想到,他的行军路线被汉奸潘毓桂全部告知日军。
  日军赶往团河一线阻击赵登禹部,好在赵登禹亲自率领的一个团,赶在日军之前通过了团河,没有什么损失。但后续的那个团却被日军伏击,损失惨重。
  “7月27日那一晚,我一夜没睡,在阵地上来回看着,训练团的学生们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都很好。我的学生都布置在南苑对丰台那边的墙体处,另一支部队在东北角上,没有多少人。”张寿龄说,当赵登禹到南苑增援时,还没有作出统一的作战部署。
  自28日清晨开始,日军接连对南苑我军阵地进行高空轰炸、重炮轰击,开始是没有目标的乱轰,之后就开始较为精确的轰击。
  在此之前,日军通过汉奸对南苑情况了如指掌,他们火炮打得很准,南苑营房很快成为一片废墟和火海,其步兵也发起一轮轮攻势。“当敌人冲到围墙附近,想往上爬时,就等他们上来,一刀砍下,把日本人砍下去好多。后来日本人不敢爬了,怎么办呢?就拿机关枪掩护着,还是往上爬。我们就用手榴弹和大刀,一个手榴弹扔过去,就趴下好几个。”张寿龄说,有一个学员还比划给他看,将好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扔过去了,“这个杀伤力大,一死一大片”。
  原日本陆军报道部编辑的《大陆战史》一书中,有描述赵登禹将军指挥南苑之战的文字:“战斗是在雷雨之中爆发的,尽管进攻猛烈,但敌将赵登禹的防守非常坚固,几经阻战无法轻易将它拿下。我军的编队轰炸和炮击不断地进攻,但敌军仍以必死之决心,以猛烈的火力朝我军射击,火力始终没有减低。此战惨烈之极,白兵战到处发生,我方死伤数量不断增加。”
  几小时的重武器远程打击造成了南苑守军相当的伤亡,死伤达到近千人。一些二十九军官兵在南苑被日军飞机火炮炸死、炸伤,由于战前准备不足,医疗兵都设在南苑兵营一角,被火炮拦住根本无法救援。
  重炮轰击近一个小时以后逐渐停止。学生兵们顿时松了一口气,赵登禹脸上却立即变得更严峻,他明白:这是日军步兵要开始全面冲锋了!
  果然,日军第20师团的3000多人的精锐部队,在近百辆坦克装甲车和大量步兵炮的掩护下从东南、正南、西南三个方向全线进攻。日军炮火猛烈,南苑本没有适合防御的地形,也没有坚固的工事,防御阵地大部分被毁,更重要的我方通讯被切断,指挥陷入混乱。在南苑刚刚打响时,宋哲元就下达了全军总撤退的命令。只是这个消息延误了数小时才到赵登禹手中,他明白南苑内部又突入日军,必须放弃南苑,不然恐怕就是全军覆没!
    白日噩梦将军殒
  日军《大陆战史》中有如是记载:“南苑的战斗终于迎来最后时刻,如同铁石一般的坚阵终于在下午1点钟左右被我们完全攻占。此时,风已停,天空中停留着几点残云,士兵头上出现阳光,地面上到处都是战死的尸体,这就是一场白日下的噩梦。”
  此时,南苑守军正在忙于兵分两路地撤退。佟麟阁和赵登禹选择了往北平进发的路线。当时只有17岁的张可宗是132师特务团工兵营的战士,他的任务是保护师长赵登禹安全撤离。
  “当时南苑去北平的路,都是三四米宽的沙石土路,两旁是比人还高的青纱帐,朝城里撤的士兵把这里堵得水泄不通。鬼子的飞机追赶至上空,投弹扫射,地面上又是一片血肉横飞。”张可宗回忆道。
  行至半途,佟麟阁和赵登禹都从汽车里下来,一是汽车目标太大,二是要亲自疏导混乱不堪的部队,张可宗和特务团的战士紧紧跟着赵登禹。“赵师长一手拿手枪,一手拿大刀,看着溃军,紧皱着眉头。”张可宗说。
  途经大红门时,两边城楼突然闪出日本兵的身影,他们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正在撤退的二十九军。赵登禹一边组织四处逃窜的士兵,一边用手枪向敌人还击。张可宗和几名战士上前想把师长拉到掩体处,但被赵登禹拒绝了。
  很快,赵登禹腿部中弹,用刀撑地,坐在路边,继续指挥战斗。战至下午4时左右,赵登禹身上多处中弹,成了一个血人,再也支撑不住,倒在地上。张可宗和几名特务团战士马上把他扶住。赵登禹气若游丝,他抓住张可宗他们的衣服说:“回去告诉我母亲,儿子尽忠不能尽孝了。”
  随即,赵登禹停止呼吸。这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名将,年仅39岁。
    龙泉寺中起风雨
  赵登禹殉国后,在夜间由北平红十字会草草掩埋。
  几天后,陶然亭内龙泉寺的僧人们将赵登禹的遗体取出,用烈酒和毛巾擦拭身上的血痂。那张脸血肉模糊,但圆目怒睁,在烛光下,凛凛正气呈现在出家人面前。方丈用手为将军合上眼,用一洁白的粗布,覆了上去,棺材上了盖,打下木钉。僧人们点上一炷香,插在上头,开始诵经。
  赵登禹的灵柩暂厝于寺内。僧人们崇敬他的人格,怕棺木朽腐,每年给棺材上漆,那棺材一直保持干净锃亮。
  “我父亲的灵柩在龙泉寺被僧人秘密守护八年。有一次,我母亲思念他,非得打开棺材再看他一眼,被方丈拒绝了。方丈说我父亲还活着,有战士操练的嘶喊声、大刀的铮铮声、马蹄疾走的风雨声……”赵学芬依然难忘初失父亲的悲痛。
  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为佟麟阁、赵登禹举行公祭。29日由龙泉寺起灵,护送灵柩至卢沟桥西道铁路桥侧的山坡上安葬。佟麟阁的儿子佟兵回忆道:“赵登禹家举行国葬的时候,一个亲属都没有,孩子们也流落他乡。我们两家关系特别好,我母亲说他们家没人,你跟你妹妹参加去,就当他的儿女。到了龙泉寺,我给他打幡。”
  怀着对将军的崇敬,记者寻访到宛平城附近的赵登禹墓。这里离卢沟桥仅两公里,紧临京广铁路桥。北风呼啸,沙尘漫天,在桥下的围墙中,找到了赵登禹将军墓。洁白的墓碑静静地矗立,偶有火车经过,轰鸣滑过,又沉入寂静中。
  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二十九军的坟墓。”而今,他静静地躺在用生命保卫的卢沟桥畔,继续守护着这方热土。耳畔回响起《大刀进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勇猛杀伐的歌词,仿佛将军挥舞着大刀正在对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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