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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鸦片战争与山东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8-01 11:05:18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3:46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开始演变为一个丧失主权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性质的变化,标志着清王朝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鸦片战争前的山东,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收取地租,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虽然在经济领域中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在手工业和商业中表现较为突出,但其发展进程却是十分缓慢的。此后,山东同其他地区一样,广大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愈加激化,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山东,并加强了侵略与掠夺,也导致了民族矛盾的激化,从而引发了山东人民持续不断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鸦片战争前,中英双方存在着两种贸易,一种是正当的合法的贸易,另一种则是非法的走私贸易。由于中国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品的侵入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加上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使英国在中国无法以自己的商品打开市场。在中英正常的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英帝国主义遂将非法的鸦片贸易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重炮。
  鸦片学名罂粟,又名阿芙蓉,俗称“大烟”,这是一种具有强烈麻醉性的毒品。吸食者久吸成瘾,导致身体消瘦,精神萎靡,变为废人。18世纪初叶,英国便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最初数量不大,但英国资产阶级却很快从中攫取了巨额利润,于是大量向中国走私鸦片。嘉庆、道光以后,鸦片已经流毒中国,吸食鸦片者“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霏,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黄爵滋:《黄少司寇奏疏》)。清廷历朝虽一直有禁烟之令,但始终未能推行。有识之士预见到,长此以往,民穷财尽,国将不国。
  山东地处北方,鸦片的输入较南方沿海诸省略晚。雍正、嘉庆年间,清廷已屡颁禁烟令,可见当时鸦片已行销南北各地。最迟在嘉庆年间,鸦片便已输入了山东。至19世纪30年代,在山东各级官员中便发现了长期吸食鸦片之人。登州府海防同知试用通判永庆,经巡抚经额布访闻,“素有吸食鸦片情事”(《清宣宗实录》卷318,第27页),嗣又发现东河候补同知现署泇河同知王养度亦“吸食鸦片有年,面色灰暗,仍未断瘾”。这些人“素嗜鸦片,日须过瘾,俾昼作夜。除应谒见上司期外,非午后不能起而办公”,说明鸦片输入山东后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清政府不得不严加处理,上述吸食鸦片之官吏都以“职官吸食鸦片,大干例禁”而被革职。
  鸦片泛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而吸食鸦片又导致吏治愈加腐败,许多官员加紧盘剥百姓,以所获不义之财去吸食鸦片,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市人皆知鸦片是大害,尚望有荡垢涤瑕之日”。山东奉命查禁鸦片,也一再拿获烟贩及所贩烟土。后来清廷也终于下决心禁烟,派湖广总督林则徐前往广州办理,得到了人民拥护。英国为了保护这一不正当贸易,竟向中国发动了战争。
  1840年8月,英国侵略军在广州、厦门受阻后,一路北上,先陷定海,又行抵天津海口,使京畿大震。为防止英军进攻山东,清廷下令加强山东登州府地区的防卫。山东巡抚托浑布立即“带省营兵丁,并调东昌等营官兵,星夜兼程驰赴督防”,“使沿海口岸处处有备,无稍疏忽”。同年10月,英军离天津南下,并未攻登州,托浑布旋亦返回济南。但清政府仍一再告诫托浑布,称:“洋船虽已全出东境,而沿海要隘,仍不可稍形疏懈”。此后,山东地方官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海防。为了加强防守,清政府“贷山东司库银,筹备海防”,先后铸造了十几门大炮,并于正黄旗汉军炮营选择二三千斤大炮两尊,调往登州。与此同时,又大修防御工事,修筑了一批土垒,以资防御。另外,还操练兵勇,招募团练,使防守力量进一步加强。除派军守卫要隘外,还于沿海港汊,英军可能登岸之处,“实力筹防,多备壮勇,令各自团练,保卫身家,一有英船北驶,即探明敌踪,酌派将弁驰往,督同民勇,奋力攻剿,尽歼丑类”。
  在海防有所加强后,山东又进一步加强了陆防。1841年8月,英军攻陷厦门,清政府遂急令山东加强陆防。托浑布再次带兵赴登州等地筹办防务,除在沿海州县大筑土垒外,还重点加强了直隶、山东沿海交界地区的防务。鉴于直、鲁交界狼坨子以南8里的大口河海口河面宽广,河水亦深,适于英军登陆,为防其在此上岸,托浑布派兵在海口要隘之处分别把守,并于该河要隘遍钉木桩,且在各村“掘沟设阱”。
  山东沿海虽然积极备战,但英军却未再次北上,鸦片战争的硝烟也就终未弥漫齐鲁大地。但山东沿海地区的民众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浴血奋战,力御外侮,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其中尤以刘耀春、韦逢甲及青州兵抗英事迹最突出、最壮烈。刘耀春(1774—1858),安丘人,进士出身,鸦片战争爆发时任厦门道。他捐俸金,募水兵,在厦门屡却英军侵犯,狠狠打击了英侵略者的气焰。韦逢甲(1796—1842),齐河人,进士出身。鸦片战争爆发后,以余杭知县调署乍浦同知。1842年5月,英军以2000余人进攻乍浦,他率乡勇坚决阻击,不幸中炮牺牲。1842年春,为加强镇江防务,青州满族旗兵奉命挑选精锐400余骑兵前往镇江协守。他们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民相亲爱”。7月中旬,英军舰来犯,青州兵开炮还击,与英军激战七八昼夜之久,先后击沉敌船5艘。7月18日,英船大至,其他守军溃逃,英军很快围城。青州兵奉命弃守炮台,退守镇江东、西、南三门。此后,英军连日攻城,至21日终以重炮轰开西城门后入城。青州兵与英军短兵相接,展开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激烈巷战,先后牺牲65人,伤百余人,打死英军37人,打伤128人。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高度赞扬了青州兵勇于卫国献身的崇高精神,说他们“虽然不懂兵法,可是绝不缺乏勇敢和锐气”,“敢于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英国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除割让香港、开放5处通商口岸等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和关税、司法等主权的条款外,清政府还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这笔赔款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清政府因此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官吏又上下其手,人民负担较战前大大增加。山东人民毫无例外地也承担了偿还战争赔款的任务。
  山东农民的正常负担,有地丁银和漕粮两种。地丁银是清政府的主要税收,占其全部财政收入的3/4,漕粮则是重要的实物赋税。在征收地丁银与漕粮时,清政府往往巧立名目,敲诈勒索,额外浮收比规定的税额还重。首先是折色中的银钱比价不断上涨。以地丁银为例,清初规定以银七钱三比例交纳,但自鸦片战争后,各省官府向纳税者征收钱粮则全部勒征白银。1828年,山东银钱比价为1:2600,即1两纹银可换制钱2600文。但到了1857年,山东农民纳税时,每纳银1两,需缴钱4000文以上(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5辑,第348页)。可见,战后由于银贵钱贱、银钱比价的增大,农民的实际负担增加了近1倍。其次是浮收。鸦片战争后,山东吏治更加混乱,州县衙役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他们在征收钱粮时,故意多折钱文,鱼肉乡民,大发不义之财。在武定府,有每石粮折钱至20余千,折银至七八两者。连同治帝也不得不承认:山东有漕州县按章征收者绝少,往往于官斗之外,倍蓰加收,并立样盘名目,纵容蠹役格外剥削。民间视此为苦,止得折价完纳,其浮收之数与完米增至数倍者无异。即或经该管上司查明,减成定价,出示申禁,但该州县却不张贴,浮收如故(《清穆宗实录》卷205,第4~5页)。
  在本国封建势力对人民加强剥削的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侵入了山东。
  1860年7月,法国侵略军千余人侵占了烟台,以烟台作为进攻京津的军事基地。后来,陆续到达烟台之法军达一万数千人,这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山东侵占领土的开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开放登州(后改在烟台)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1862年1月,烟台正式对外开放,设立东海关。从此,烟台港外轮云集,外商及传教士蜂拥而至。英、法、美、俄、德、日、意、奥等十余国家先后在烟台山建立起领事馆。西方列强的鸦片、工业品纷纷进入山东,山东的大豆、花生、丝绸、草帽辫等土特产品也被大量掠卖出口。这样,山东的社会经济也开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外国经济的入侵,破坏了山东的自然经济,把山东变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洋纱、洋布的大量进口,使山东棉纺织品市场大受冲击,土布渐无人问津,棉纺织业停滞,山东盛产的棉花大量廉价出口,从此山东棉花的种植受到世界市场的控制,外商任意压价,随其所需,肆意搜掠,有时多购,有时少购,山东棉农的经济命运遂操纵于外商之手。
  鸦片战争后的山东人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掠夺,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随着广大贫苦农民与封建地主之间矛盾以及各阶层民众与封建官府间矛盾相互交织并日趋尖锐化,各地为生活所迫的贫苦农民,相继掀起了抢劫瓜分富室大户及抗缴官府钱粮的斗争风潮。尤其是1847年以后,茌平、东平、聊城、平原、曲阜、东阿、滕县、峄县等地,“抢劫之案,层见叠出”。各地贫苦农民,多者四五百人为一股,少者亦七八十人为一股,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为首者有仁义王、顺天王、大将军、小诸葛等号,长牙利锐,出入济、东、泰、兖、曹、沂之间,肆然无复忌惮”(王东槐:《王文直公遗集》卷1)。他们把从富豪、官府那里抢夺来的“钱货米粮累重之物飞洒道路,号召贫民收取,名曰放赈”(《清宣宗实录》,卷448)。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惊恐万状,连呼:“近来各直省盗风日炽,山东为害尤剧”。与此同时,在山东各地由广大贫苦农民及部分中小地主参加的抗粮闹漕斗争也再次趋于高涨。早在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的当年冬天,潍县就发生了“乡民因纳粮与县吏争哄”的抗粮斗争事件。此后,各地人民因不满官府的苛政暴敛而爆发的抗粮闹漕斗争连绵不断。如1847年堂邑知县在征收漕粮时,“苛敛虑民”,激起堂邑民众万余人围城的大规模闹漕斗争。另外,在朝城、长山、宁海、平度等州、县,也都先后爆发了民众抗漕斗争事件。道光末年,政治的腐败更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后果,山东各地连遭水旱虫雹之灾,尤其是鲁西北、鲁西南地区的民众,因“迭遭水旱,十室九空”。1851年,黄河在苏北丰北地段决口,山东与江苏交界处的广大灾民,被迫遗弃家园,颠沛流离。据当地官府报称:流落在茌平、东平、东阿、汶上等地的饥民“纷纷求食”;辗转在滋阳、邹县、滕县、峄县的灾民,亦“男妇老幼,十百成群,攀辕乞丐”,“尽转沟壑”(《清文宗实录》,卷87)。1853年,太平军占据南京,切断了清政府的漕运动脉,清政府被迫将江南各省漕粮改辙或改由海运,大批漕运工人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1855年,黄河又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道改由山东入海,山东段运河完全阻塞。至此,清政府将漕粮全部改由海运,数十万沿运河线依赖漕运为生的纤夫船工“无可仰食”,纷纷投入到反清斗争队伍的行列。随着太平军、捻军相继进入山东地区,山东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进入了高潮,从而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咸、同时期的反清斗争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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