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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平度、招远金矿的开采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8-01 10:53:38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3:39
  山东不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由于地处华北平台,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频繁,变质作用强烈,老地层发育良好,山东具有金矿成矿的极有利条件,其黄金储量居全国第一位。黄金矿脉主要集中在胶东地区,以招远、掖县为最多,其次为平度、乳山、牟平、栖霞等县。招远、平度一带金矿分布集中,埋藏较浅,有利于开采。招远金矿开采的历史十分悠久。据记载,远在公元1007年,招远就已是著名的黄金产地了,素有“黄金之乡”的美称。19世纪80年代由李宗岱创办的平度、招远金矿,不仅是近代山东省矿务发轫之始,也是我国民族工矿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矿产资源是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工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前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渐开,西方侵略者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野心日益迫切,于是,外国资本开始侵入中国矿业。一些外国传教士、矿学家和商人,迎合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要求,自觉地充当起列强在中国扩大矿产侵略的开路人,纷纷到中国勘察矿产。
  1861年烟台开埠后,山东的矿产资源也成了外国资本窥伺的目标。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德等国人士就借游历、考察等名目,深入山东内地,到处调查矿产情况。他们在考察之后,纷纷写出报告,提出开采建议,供本国政府和商人参考。1863年至1864年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韦廉臣乘在烟台传教之机,遍游山东各地,调查山东矿产,发现了不少已经开采和尚未开采的煤矿。他还提醒其政府注意:山东不仅生产煤,而且金、银、铜、铅、铁、石棉等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几乎同时,英国驻烟台领事马奇雅木也曾深入山东内地,对山东煤矿进行调查。1866年,东海关税务司F.C.卢逊私自沿烟黄大道深入山东腹地,对莱州、潍县、青州、济南等地作了详尽考察,向英国当局提供了山东矿产资源分布的进一步情况。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则成为德国资本在山东扩大侵略的急先锋。从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在中国共作了七次旅游,到过13个行省。他在第三次来华时调查了山东的矿产。1869年3月,他由上海到镇江,然后沿运河北上经临清到济南,再东行,于5月10日到烟台。在所到之处,他特别注意调查山东的煤炭资源,同时还对沂州、济南、莱州、芝罘(烟台)等地金矿进行了考察。
  山东丰富的煤炭和金属矿藏,激起英、美等国商人的巨大贪欲,他们迫不及待地要采取行动。在1867年《天津条约》修约谈判的前期,烟台的英国商人就曾向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提出深入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份进行贸易、开矿等项要求。英、美公使在本国商人的督促下,不断向清政府提出开矿的要求。这些无理要求被清政府回绝后,他们便串通外商,干起私开矿藏的勾当,有时甚至还亲自出马,伙同外商一同从事非法找矿、采矿活动。
  西方侵略者贪婪的目光首先集中在临近烟台、平度、宁海一带的著名金矿区。1867年9月,美国驻烟台领事山福尔化名德爱礼,伙同清美洋行商人花马太,借游历之名,闯入平度州境内,在三座山、庙东涧地方雇募100多人,开始了偷挖金矿的活动。平度州地方官获悉此事后,立即禀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指出“私开金矿,任意滋扰,实属有违和约”,请求崇厚通过总理衙门照会美国领事,勒令德爱礼等人速回烟台。与此同时,平度州地方官又派出差役前往矿区,将德爱礼等所雇矿工迅速遣散。11月间,清政府总理衙门多次照会美国公使,要求美国商人立即停止非法采矿活动。这样,由于清朝各级政府的多方阻止,美商的私采金矿活动才不得不暂时收敛起来。
  花马太和山福尔的私采金矿活动虽然没有得逞,但却在各国驻烟台领事和商人中间激起了不小的波澜。继花马太等人之后,英国领事马安无视清政府的封禁措施,也迅速赶赴平度。1868年秋,他伙同一批英国军官和商人,各带洋枪洋炮,前往平度旧店矿区,一路上沿山放枪炮示威,强迫当地地方官为其雇工挖矿。他们在金坑崖等处试挖无结果后,又前往金山河,在该处强行拦截当地居民,以洋枪相威胁,强迫他们挖矿淘金。地方官员和当地民众对侵略者的狂妄行径进行极力抵制,使他们最终一无所获,只得狼狈离开矿区。
  外国采矿者在临近烟台的宁海州矿区的活动也十分频繁、猖獗。1868年5月,英国人德肋刻、丹麦人甘美伦假借游历之名,携带洋枪利刃,首先闯入宁海州,在距金山寺12公里的林家沟头,雇用矿夫七八人,私自在西岗附近的民地里采挖金矿。此后,由国外而来的采金者日渐增多。在同年秋天的一两个月内,宁海产金中心的金山寺,外国采金者或七八人或十余人,络绎不绝,车马阗溢。法国的一支挖金队,竟公然挂起金匠公司的旗子,任意开挖官荒民地。当他们挖不出金砂时,竟要山东地方官代筹路费才肯离境。清政府由天津调兵到烟台驻扎巡防,并照会各国驻烟领事,如有洋人继续聚众挖金,“不遵约束,恃强藐玩,即派兵驱逐”,外国开矿者的非法活动才逐渐趋于沉寂(孙祚民:《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7—508页)。
  外国侵略者疯狂的探矿采矿活动,既增加了中国人自己兴办近代民族工矿业的迫切感,也引起了清政府对开采矿山的重视。
  平度、招远金矿的开采,还与当时的政局和清政府的政策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为筹措军饷,清政府支持开发金矿。1855年4月,山东巡抚崇恩派人赴日照县开采金矿,同年10月,孙九翱上奏愿自筹资金在莱州开采金矿。1859年11月,清政府命巡抚文煜勘察平度金矿。这些均无成效。原山东济东泰武临道道台李宗岱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曾于1855年在莒州栖凤山(今五莲七宝山)、栖霞唐山探采金矿,因未获利而中止。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先打出了“求强”的旗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新式工业的兴办对金属矿产提出迫切需求。从70年代起,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又提出了“求富”的主张,强调兴办近代民用工业。黄金既是贵重金属,又是财富的象征,在国际上还是重要的金融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清政府既然要“求富”,自然不会忘记金矿的开采。洋务派官员中早就有开采金矿的意向,尤其是对使用机器以西法开采矿山,他们寄予很高的期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官僚、商人和士绅,对金属开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80年代初,国内掀起了对新式矿山的投资热潮。
  1881年,候选中书马建忠向清政府禀请试办矿务。同年4月,山东巡抚周恒祺根据通判赵清韶的建议,报请试办莒县矿务。这两项开矿计划,都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1883年,广东香山巨富、前济东泰武临道道员李宗岱再次禀请开采栖霞等县金矿。由于当地人士极力反对,登州府禀请停办。随后,山东巡抚陈世杰也咨请北洋大臣从缓计议。李宗岱的开矿请求虽未获批准,但是这并没有动摇其开矿的决心和构想。不久,他又把设局开矿的目标转向了平度。
  1882年,平度蝎子山金矿附近朱桥镇乡绅李士恭,曾筹划开采当地金矿,但因资金不足未能实现。1883年,李士恭开始与李宗岱商议共同开矿之事。当时适逢李宗岱试办栖霞金矿的请求未获批准,在了解矿山详情后,李宗岱决定自行投资开采。经多次禀请,终于获得清政府的批准。1884年2月,李宗岱即派人勘察金矿,划分矿区。1885年,李宗岱开始买地建房,筹建平度矿务局,由李本人任总办。同时开始雇工开采矿石。所需夫役雇用当地人,不招外来客户。局中租买矿地及一切用物,均照已定章程,与民间公平交易,并不丝毫扰累。
  平度矿务局初创时原拟广集资本,但在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后,私人资本视矿山为畏途,一时集资十分困难,最后只募集到商股银21万两。开采矿山所需经费浩繁,而成本未集,只得依靠借款以为周转。平度矿务局由李鸿章作担保,曾先后向淮军银钱所借官款银6万两,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银18万两,以弥补其资金不足。
  1885年春,矿务局在三座山山麓开凿了第一号井。当掘进至100米深处时,挖到矿脉。掘进到200米深处时,采到富含量金矿。李宗岱闻知此讯后,十分欣喜。起初淘金仍用中国旧法,先以碾压,后以箕淘,十分笨拙,效率低下。李宗岱见此,遂决定采买新式机械设备。同年秋,继续开挖第二号井,采金规模有所扩大。矿局还命矿工赶紧加工,多取矿石,妥为堆储,以免新机器安装妥当后难敷机器之用。
  1887年,李宗岱在与李鸿章商询后,聘开平煤矿英国技师壁赤、阿鲁士威二人负责采矿技术指导,同时又投资银20万两,从美国旧金山购置采矿机器,并在矿区筹建机器厂。当年4月,一台60马力的蒸汽舂矿机及辅助设备运抵平度之双山矿场。机器安装妥当后,立即试机生产。该机每天用煤30吨,可锤碾矿石约50吨。这是中国第一台采石机器。附近民众纷纷前来观看,无不赞叹机器之神妙。数月中,来观者达数万人。此后,矿局遂使用机器采矿,按西方的在大铜板上敷水银法淘金。此法远胜于中国箕淘旧法。1887年秋,矿局开凿成第一口竖井,从而使产量大幅度增加。
  在当时国内采矿业中,平度金矿是全国金属矿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设备也比较先进。它拥有机器厂两座,矿厂内敷设运送矿石的轻便铁道,主要工序均使用机器,由蒸汽机提供动力。矿局最主要的机器设备即为购自美国的60马力舂矿机。由于使用了机器,矿石加工技术也比传统采矿业有较大的进步。矿井内采出的粗矿,先送至选矿场,由选矿工将石头捡出,然后用矿车装载矿石由轻便铁道送至制炼所,经碎石机、舂矿机将矿石捣成矿粉后,送熔炼炉炼金。矿务局当时雇佣工人600余人,分为3班,每班200人,分别从事挖掘、洗炼等工作,轮流换班,昼夜不停。还有许多人从事运输工作。据当时报纸报道,“矿厂上一片忙碌兴盛景象,几个月的功夫便围绕着矿局建立起了一个大的村落”,“附近左右四方之来趁贸易者,络绎不绝于途,几于设廛成市,景象兴旺可见一斑”(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3页、1125页)。
  1883年至1887年,平度矿局金矿生产曾一度比较顺利,金矿产量和销量均形成一定规模,每年都有批量金砂输出。1885年至1887年为矿局开采最盛时期,矿石经过处理后每日可获硫磺金约6吨。日产金可达92两(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7页)。可是好景不长,矿局生产从1888年初开始由盛转衰。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资金不足。矿局原筹资金本来就不足,由于在勘探、建厂、购机、凿井、运输诸方面筹划不周,资金运用不当,不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且严重影响了矿局的收入。到1888年春,这些资金已耗用殆尽,其中“计用机厂二十余万,储料二三万,工匠之费十余万,矿石薪金五六万,贷款息银四五万”(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1,第1—2页),矿局面临严重的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就在此时,贷款期限已到,矿局又无处筹措新的资金,结果使经营陷入万分拮据的境地。其次,矿局司其事者不善经营,所聘矿师不能预算矿脉之浅深长短、矿石所含金质之多寡以及分化硫金之难易,而建厂、购机、凿井任其指挥,失误颇多。再次,随着矿井的不断延伸,矿石中硫化铁的含量增大,含金量则相应减少。由于矿局缺乏必要的设备和技术提纯金砂,所出金砂价值不高,矿厂生产的金条混杂着银、铜,价值颇低,除一切运费,价值所剩无几,结果严重影响了矿局的收益。最后,交通不便,从平度运金砂至烟台的运费过于昂贵,也是矿局生产获利少甚至亏赔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从平度运1吨矿石到烟台,需费银8两,这个费用恰是烟台至欧洲运费的2倍。鉴于以上原因,1888年年底,矿局迫于经费支绌只得解聘英国矿师,缩小开采规模,到1889年金矿开采实际已处于半停顿状态。据记载,平度1888年金砂出口3676担,估值银16400两。第二年出口金砂即减至1600余斤,估值银50余两。
  到1891年,经过近5年的开采,平度金矿终因出金不旺,禀报停工。同年8月,北洋大臣李鸿章札委登莱青道道员盛宣怀将金矿查封,以备抵债。当时矿局除厂房机器外,仅存硫磺铁千余吨,价值银5000两,而债务积欠却高达京钱近10万串。矿局各项欠款直到1895年仍未能还清。
  在经营平度金矿的同时,1887年,李宗岱还曾在招远用人工开采金矿,以图开拓,扭亏为盈,可是仅生产了1年多时间,终因资本太少,连一架大型抽水机也购买不起,最后被迫中断。
  平度金矿的开采和运销欧美的情况,很早就引起了旅美华侨商人的关注。这些侨商在美国经过多年经营,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资本,他们对回国投资兴办有利可图的新式采矿业怀有浓厚的兴趣。1889年2月,美国旧金山侨商派谭锦泉等人到山东调查矿产资源分布情况。同年冬,旧金山侨商在听取了谭锦泉的报告后,决定募集股本,筹办开源公司,开采宁海之金牛山金矿和桂山金矿。这时,主持平度金矿的李宗岱正因矿局入不敷出,处于进退维谷之际,于是便提议将平度和宁海两矿合并。同时李宗岱又拉上与北洋系官僚关系密切的马建忠、陈世昌、徐麟光等人共同参与主持,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合并办矿的建议得到了旧金山侨商林道琚的支持。1890年,侨商代表李赞勋、谭锦泉在上海与马建忠、陈世昌、徐麟光等人订立合同,规定由旧金山华商投资银30万两,在美国购办机器,马、陈、徐出资银30万两,在宁海养马岛建筑码头,修筑道路。但是,当侨商在美定做的机器陆续运抵上海时,陈、徐、马等人除马建忠垫付银15万两外,不但股金未能凑齐,而且应建的码头、道路等工程也未动工,致使合办矿务之事归于失败。宁海金矿仅试采9个月即停办。
  李宗岱虽为广东巨富,但自办矿务以来,不仅借款和所集股本完全花光,而且家资已荡尽,负债累累。平度矿局被封和合办宁海金矿失败后,他受到很大打击,曾一度避居京师,对矿场搁置不理。
  直到1895年9月间,李宗岱才又去函与侨商代表李赞勋商议,继续开办招远金矿。11月间议定章程,设立招远矿务公司,分由陈世昌、徐麟光为一方,出资银30万两,侨商李赞勋等为一方,同样出资银30万两,共募集股金银60万两。由李宗岱让出平度旧矿暨已租买的招远玲珑山、红石崖等处矿权,交给新公司开采。合同中还规定,如招远金矿办有成效,应对李宗岱经营平度金矿所亏空的银45万两,先代为归还公款6万两(淮军银钱所借款)、洋债18万两(汇丰银行借款),其余21万两折作五成,拨入招远矿股。章程订立后,经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准,派李宗岱为督办,陈世昌和李赞勋为总办,徐麟光为会办,李锡功为总董事。同时金矿还领有北洋官款银25万两。
  1891年矿局开始陆续雇用工匠,开凿矿洞。至1892年春,已挖到玲珑山金矿矿脉。于是矿局又添募工匠,并于6月聘请美国矿师查验矿石。通过查验,认为金矿含金量丰富,适合开采。不久,矿局又向旧金山定造桩杵机器,准备实行新法采矿。但是作为机器采办人的李赞勋却办事荒谬,自作主张,购置了铁碾等无用之物,“迄无一效,而已糜费巨金”。结果,矿局不得不依旧采用土法开矿和冶炼矿石。到年底,矿局共产金2400余两。矿局从开办之日起到1892年,共计开凿了8口井,但因只采不探、管理落后和采冶技术落后,获利甚微,公私股款积欠数十万。1894年,李宗岱以“任意枉为”为由禀请当时的北洋大臣王文韶将李赞勋查办,而矿局生产也因亏累过巨陷入停顿。
  1896年,李宗岱征得北洋大臣王文韶的批准,曾准备再行集资,购买机器,开采招远等地金矿。当时适逢日军占据威海,于是一向顽固守旧、对开矿持反对态度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便以“历办矿务并无成效”、“恐矿丁与日兵有龃龉”为由,奏请清政府,将各处金矿封禁。不准续办。至此,李宗岱所办金矿完全失败。
  1896年2月,清政府发出开禁谕旨。山东巡抚虽于1897年解除封禁,但仍限制以“不得使用外资、外国技师及洋法”等条件。1900年后,李宗岱之子李道元继承父业后,欲扩大黄金生产,但因资金匮乏,在外强的威逼利诱之下,自1907年至1924年,先后与美国人、日本人等签订“出售矿石”、“代采买卖矿石”、“合办经营”等契约30多个,名义上是李家经营的招远金矿,实质上完全为外国人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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