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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8-01 10:52:36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3:39

  19世纪60—70年代,西方列强为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西北、东南、西南几乎同时出现了边疆危机。在西北地区,俄国与阿古柏政权相勾结,入侵新疆,强占伊犁和帕米尔地区。在东南沿海,美、日兵犯台湾,日本吞并琉球。日本侵台事件刚刚结束,英国又在西南边境挑起冲突,这就是“马嘉理事件”。


一、马嘉理事件

  马嘉理事件发生于1875年,地点在云南。它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但从根本上说,是英国企图从缅甸入侵我国云南引发的冲突。
  英国在1824年至1825年和1852年两次发动对缅战争,占领了缅甸。随后,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试图打通一条由缅甸通往中国云南的道路。1858年4月10日,参加过第一次侵缅战争的英国退伍军官斯普莱(R.Sprye)就曾向英国外交大臣建议,修建一条从仰光起往东北沿萨尔温江经缅甸到中国思茅的铁路。1863年,又有人建议开辟一条经八莫至云南的道路。1867年,英国曾按斯普莱设计的路线进行探测,但因故未能完成。1868年,英国开始探测从八莫通往中国的道路,并曾一度到达中国的腾越(今腾冲)。1874年初,英国决定派上校柏朗(H.A.Browne)带领一支由官员、商人、军官、士兵组成的200多人的探路队,由八莫北上入滇。他们以入滇“游历”为名向总理衙门索取护照,同时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派一名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翻译为之带路,而且,沿途需给“游历”官员和翻译以优待。总理衙门曾婉言边境地方不靖,劝其不要前往,但英国恃强不听。当时,中国正在与日本交涉台湾问题,希望英国能从中调停,因此,又不敢得罪英国,遂答应了英国的请求。1874年7月,威妥玛派马嘉理(A.R.Margary)为翻译,去云南迎接柏朗一行。马嘉理于8月22日由上海出发,途经汉口、湖南、贵州、云南,1875年1月17日到达八莫,与两天前到达此处的柏朗会合。2月初,马嘉理陪同探路队一起由缅甸入滇。当时云南一带传说,英国人强行前来通商,随后要进攻腾越。2月下旬,当其经过蛮允附近时,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马嘉理和几名随从人员被杀。柏朗一行因遭堵击,不敢继续前进,逃回缅甸八莫。此即“马嘉理事件”,也称“云南事件”和“滇案”。


二、“马嘉理事件”后的中英交涉

  得知马嘉理被杀后,英国外相德比于3月4日即电令威妥玛与清政府交涉,并特别强调,在筹划以后应采取的步骤时,应牢记英国政府派柏朗率探测队去云南的目的。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并没有因马嘉理被杀而放弃其侵略计划。1875年3月19日,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出6条要求:1.中国须派专人前往云南对事件进行调查,英国使馆及印度当局得派员参与此事;2.印度政府如认为有必要,可再一次派探测队去云南;3.偿付英方现银15万两;4.中英应立即商定办法,以实现其1858年《天津条约》第四款所规定的对于外国公使的“优待”;5.商定办法,按照条约的规定,免除英商正税及半税以外的各种负担;6.解决各地历年来的未结案件。从这六条要求中可明显看出,英国企图借马嘉理事件来扩大其侵华权益。这6条要求中的前3条虽与“马嘉理事件”有关,但在未做任何调查前即作此结论,已属非常无理。后3条与“滇案”并不相干,却是英国近10年来一直伺机勒索的目标。这6条要求构成了威妥玛借“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进行讹诈的基础。在此后整整一年半的交涉中,威妥玛力图通过各种威逼手段达到上述要求,并不断使其具体化。
  为防止西南边患扩大,清政府对“马嘉理案”的处理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1875年3月21日,清政府严令云南巡抚岑毓英速将此案确查究办,并命云贵总督刘岳昭赴滇,会同云南巡抚持平办理。对于威妥玛的6条无理要求,清政府则表示断然拒绝。威妥玛开始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他联合各国公使,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古巴华工问题交涉,并带头拒绝调停。美、俄、法、德等国公使纷纷效尤。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威胁总理衙门,声称英国现已派军队5000人,在缅甸兰贡海口至云南交界处驻扎。清政府经此一吓,3月30日,即送给威妥玛护照4件,并在原则上同意了前三项要求。英国从此获得了对内地有关英国人案件的调查和审讯干预权,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美国公使认为,这项让步的取得对于未来的案件是一个重要的先例,它直接影响到各省督抚处理涉外案件时的态度,对居住在中国的洋人都有价值。
  但威妥玛并没有因此满足,他以“须亲到上海,以便派员去滇”为名,于1875年4月3日离京去沪与柏朗会面,编造有关马嘉理案的材料。6月9日,二人会面,编出一个详细报告。6月19日,清政府复应英国的要求,派湖广总督李瀚章为钦差大臣,赴滇查案。但这时,威妥玛并不派人去云南,却令使馆秘书格维纳(T.C.Grosvenor)前往武昌去见李瀚章。李瀚章在谈话中说,他此行去云南,只负责调查马嘉理被杀一案,柏朗被阻一事不在其列。威妥玛借此机会,大肆指责清政府查办滇案的诚意。7月底,他离沪北上,试图再次对清政府施加压力。途经天津,会见李鸿章,大肆诋毁总理衙门,并提出各种要求,包括:在通商口岸撤去厘卡;内地多开商埠;清政府负责护送格维纳到云南甚至八莫,印度再派人来云南时亦须护送;派一、二品实任大员亲往英国对滇案表示歉意;派使臣与印度当局商议滇缅通商问题;清廷降旨责问岑毓英等对滇案失察;遣使入英及责问岑毓英等谕旨须明发并在京报上公布;清廷发布的这些谕旨中,凡遇“英国”二字,必须抬写,否则,即为轻慢英国。李鸿章一心维护中外“和局”,建议总理衙门在这七条建议中,酌允一二。于是,清廷再一次让步,允许护送格维纳等去云南;决定派郭嵩焘为使臣赴英;允许责问岑毓英,但不公开发表;明令李瀚章至滇后将柏朗被阻一事一并查实。9月初,威妥玛离津赴烟台。在烟台,与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赖德(A.P.Ryder)策划武力要挟之后,由津返京,再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这次谈判,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优待公使、整顿各口通商、云南边界贸易。就优待公使这一问题,英国要求驻京公使可随时觐见皇帝;允许近族王公与外使往来;禁地允许外使游历;各部院大臣与外使往来。在各口通商问题上,英国要求税单对中外商人一律有效;整顿税厘,租界内先禁抽厘;沿海、沿江、沿湖各地增开口岸;鸦片税收,各地应订立统一章程,由海关征收。在云南边界贸易问题上,英国要求清廷饬令云南当局与印度或英使派去的官员共同商议,订立章程。英国政府对威妥玛取得的“成绩”大加赞赏,1875年11月,授予他“爵士”头衔。
  1876年4月1日,李瀚章将查办滇案的最终结果奏报清廷,与威妥玛所言有诸多不同。威妥玛就滇案本身大做文章。他把马嘉理事件的发生归因于清政府,说马嘉理被杀、柏朗被阻,根源在于朝廷大吏均有攘外之心,要求将岑毓英等人提京审案。清政府难以应允,谈判破裂。6月15日,威妥玛离京去沪以示抗议。清政府见状惊恐万分,请赫德从中调停。赫德与威妥玛会面后致书清政府,建议清政府派钦差大员赴烟台与威妥玛进行谈判,并指名要李鸿章担任谈判代表。清政府被迫屈从,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烟台谈判。
  李鸿章接任伊始,其妥协倾向就已明确。他认为,现在南北各海口,虽有防兵,均太单薄,不足以御敌;虽有炮台,但多数未竣工。而且沿海口岸开阔,空虚之处防不胜防,再加上灾荒严重,度支告匮,一旦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就英国方面来说,国际形势对它也有不利。当时英、俄正在争夺土耳其,英国的军事力量首先得服从这一形势的需要。因此,德比在7月8日给威妥玛的训令中明确表示希望从速解决云南问题。同时,威妥玛对华问题上的一意孤行破坏了其他列强的权益,违背了“合作政策”,遭到各国公使的猜忌和反对。烟台谈判时,各国公使纷纷以避暑为名齐集烟台,以观谈判动态,这给威妥玛以极大压力。
  在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和英国渴望早日结束马嘉理事件这两个前提下,经过一番交涉,1876年9月13日,《烟台条约》签订。


三、《烟台条约》

  《烟台条约》共计16款,其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马嘉理案的最终处理决定。条约规定,全部有关马嘉理案的奏折须交给威妥玛看,并列入告示,张贴全国。英国有权由印度派员往云南,并从1877年起5年之内可以派官员在云南省大理府或其他地方驻寓,察看通商情形。中国派使臣前往英国,国书内须对滇案表示惋惜,国书应先交英使过目。赔偿白银20万两。
  第二部分是关于“优待往来”的规定。这个规定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中外司法案件的处理,一是中外官方交往。关于司法案件的处理,条约规定总理衙门应照会各国驻京大臣,请其会同该衙门就各通商口岸的中外会审案件,议定承审章程,“妥为商办”。条约又规定,内地各省或通商口岸,凡有关系英国人命、盗的案件,英国公使可以派员前往该处观审。倘观审人员认为办理得不妥,可以“逐细辩论”。中国近代的“观审制度”被确定下来。另外,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民事、刑事案件,由被告国官员按该国律例进行审判。“被告原则”也由此确立。中国的司法主权进一步被破坏。关于中外官员交往,条约规定,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京大臣,商定礼节条款,使中国对待外交官员与西方国家无异,试图用西方的原则指导中国外交。
  第三部分是有关“通商事务”的规定。条约规定,洋货运入内地,不论华商洋商,均可领取半税单。在各口租界,免收洋货厘金。作为交换,鸦片的进口税和厘金一并在海关缴纳。同时,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四处为通商口岸。这些都是英国多年觊觎的目标,它们的签订给英商扩大在华贸易提供了极大便利。
  除以上三部分,《烟台条约》还有一“另议专条”。条约规定,英国如派探路队从北京经甘肃、青海赴西藏,或经四川入西藏,或由印度来西藏,总理衙门应酌情发给护照,或令西藏地方官派员照料。它表明了英国对我国整个西南边境的野心,从此,英国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
  《烟台条约》的签订不仅按英国政府的意图结束了滇案,更重要的是英国由此实现了它10余年来扩大通商特权的愿望,得到了窥伺我国西南边境的有利条件。英国从《烟台条约》中夺得的各项权益,很快就被其他列强根据“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而享有。难怪《烟台条约》签订后,西方国家评议到:这个条约是中国国际关系中的第三阶段,其重要性仅次于1842年及1858年的条约。由此可见《烟台条约》在资本主义列强侵华过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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