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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北洋海军成军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8-01 10:49:36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3:39

  中国是一个内陆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而在古代,海洋的阻隔作用大于交通作用,因此国防的中心一直在陆地而不在海上,海防意识十分薄弱。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炮舰终于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海军舰队成为西方列强海外侵略扩张的有力工具,而处于封建落后境地的中国,为了抵御外侮,这才意识到创办近代海军的重要性。北洋海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逐步发展成军的。


一、北洋海军成军的背景

  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没有近代化的新式海军,只有旧式水师,根本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清政府为了加强海上的防御,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为防范英国再度从海上进行武装挑衅,林则徐从美商手里买进一艘1080吨的商船,改为兵船使用,这是我国购买西式船只的开端;还模仿建造西式船三艘,成为我国建造西式船的先例。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清政府为了挽回分崩离析的局面,曾多次租用西方轮船,对太平军进行“水面攻剿”。但是,租用外国船,常受制于外国人,使清政府感到极为不便,于是产生了自办海军的想法。可是,要办海军,就要有舰船,针对这个问题,满朝大臣一致认为,军情孔亟,自己设厂造船,缓不济急,不如直接从外国买船“剿办更为得力”。于是,清政府决定委派英国人海关税务司李泰国,在英国承办购船事宜。1863年,共用银107万两,购妥中号兵船3艘和小号兵船4艘。清政府拟派巡湖营总兵蔡国祥统领这支舰队。不想李泰国无视清政府的存在,竟以中国全权代表的身份,擅自任命英国军官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并私立合同13条,规定舰上军官、炮手、水手的选用概由李泰国、阿思本决定,他们只对清朝皇帝负责,皇帝的谕旨还须经李泰国转达,“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池仲祐:《海军实记·购舰篇》)。这实际上是企图把这支舰队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此事败露后,顿时朝野大哗。总理衙门也认为:“所立合同十三条,事事欲由阿思本专主,不肯听命于中国,尤为不谙体制,难以照办”(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7页)。这使清政府十分恼火,明确加以拒绝,并令将舰队驶回英国变卖。李泰国以“办事刁诈,以致虚縻巨款”(同上书,第257页),被革去总税务司职务。就这样清政府初次试办的海军,变成了梦幻泡影。
  买船办海军的计划失败后,朝廷的有些重臣开始认识到,要想筹建海军,就不能完全依赖于外人,于是把目光转向国内,提出学习西法,培养自己的人才。1864年,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10页)。他的主张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1865年春,由李鸿章主持,买下了美商旗记铁厂,并将由丁日昌、韩殿甲分管的两个制炮局一起合并,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后于1868年7月制造了第一艘轮船,命名为“恬吉”,这是中国制造的第一艘可以航行于大洋的轮船。1866年6月,左宗棠向清政府建议设立福州船政局,开厂造船。他说:“各国向以船炮称雄……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洋务运动》第2册,第18—19页)。福州将军庆春也说:“闽厂制造兵轮船,原为捍卫海疆起见。”(同上书,第397页)。福州船政局的设立,为中国建立近代海军初步奠定了基础,故有人称之“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池仲祐:《海军大事记》)。
  与此同时,清廷还创办了近代海军学校。1866年11月,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又提出设船厂与办学堂并举的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船政学堂于当年冬季即开始招生。学堂分为制造学堂和驾驶学堂。后于1868年又增设了管轮班,与驾驶学堂统称驾驶管轮学堂。制造学堂主要学习船舶工程技术,驾驶管轮学堂主要是培养海军军官的学校,并不断地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学习外国的各种先进技术。这所学校的创办无论对海军教育还是整个海军建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既为后来天津水师学堂的创办提供了经验和模式,也为北洋海军的创办打下了基础。
  尽管清政府设厂造船、办学堂,是为了自办海军,防范外国的侵略,但近代海军的建设迟迟地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直到1874年5月,日本竟然设置台湾事务局,任命长官,并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侵略军3000多人在台湾南部琅(今恒春)登陆。日本对台湾的侵略行动,使朝野上下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于是引发了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因而海防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11月5日,总理衙门向皇帝呈上了一份关于亟宜切筹海防的奏折,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6条措施,请饬下南、北洋大臣等15人逐条详议,要求在1个月内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11月19日,朝廷收到了广东巡抚张兆栋转呈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所拟的《海洋水师章程》6条。其主要内容是:(一)海外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驾驶之人;(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选练陆兵;(四)沿海地方官宜精择仁廉干练之员;(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六)精设机器局。丁日昌所拟的海洋水师章程,与总理衙门提出的6条海防措施立意基本相同,而且首次具体提出了三洋分区设防组建海军的方案。他认为:沿海兵制散而无统,宜变通旧制,“其根驳轮船约三十号,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三洋水师“无事则出洋梭巡,以习劳苦,以娴港汊,以捕海盗;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成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的方案,得到多数官员的赞同。最后,清政府决定先在南北两洋筹办海防,并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祯督办南洋海防。


二、北洋海军墓地的营建

  北洋舰队初建之前,北洋只有几艘小型舰只,临时屯泊于天津大沽口,大沽口便成为北洋船只的临时基地。但随着海军建设的需要和大型军舰的逐年购入,大沽的船坞早已不能满足需要。
另外,由于此地所处的地理位置离京师较近,容易给京师造成威胁,也不适合大舰队长期驻泊,因此清政府决定在其他地区再行修建海军基地。
  北洋管辖的海岸范围,北起鸭绿江口,南迄山东江苏界,皆属渤海、黄海海域。但沿线的港口到严冬不封冻的只有大连、旅顺、威海卫、葫芦岛、秦王岛等地。究竟在何处建立海军基地为宜?当时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大,意见也不统一。曾出使法德荷奥的大臣许景澄和御史宋一新认为在山东胶州湾(今青岛)建立海军基地较为合适。福建巡抚丁日昌则认为在大连湾建立基地较为有利。而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坚持认为,胶州湾虽很重要,但在北洋海军兵力、财力不够的情况下,很难顾及胶州,而“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1887年,李鸿章分别对山东、辽东半岛沿海的青岛、大连、威海、旅顺等地进行考察后,又进一步提出:“察度北洋形势,就现在财力布置,自以在旅顺建坞为宜。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飓风,二也;陆连腹地,便运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北洋海滨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于布置。惟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与以上六层相合”(《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1,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从此,旅顺与威海卫成为北洋舰队主要营建的基地。
  旅顺基地的营建是从1880年开始的,李鸿章任命袁保龄为工程总办,聘请德国人汉纳根监造炮台。其主要工程是建筑炮台,同时进行疏浚口门、船澳,挑挖船澳土方,修筑船澳石坝、泊岸,增建库房等工程。到1886年,旅顺基地的建设,除水雷营、鱼雷营、电报局、机器厂、拦水坝、码头等之外,海岸炮台工程也已完工。共分两个炮台群:一是口西海岸炮台;一是口东海岸炮台。西炮台包括:老虎尾炮台、威远炮台、蛮子营炮台、馒头山炮台、城头山炮台、老铁山炮台,共6座;东炮台包括:黄金山主炮台、东小炮台及臼炮台、摸珠礁炮台、老砺嘴主炮台、北山及人字墙,共5座。东、西炮台共配备大小炮75门。其后,又环绕旅顺背后,陆续修筑陆路炮台17座,有各种大炮78门。到1890年10月,整个工程竣工。此后,旅顺基地内又陆续添建了一些新的厂房设施。到甲午战前,旅顺堪称远东第一流配套完善的近代海军基地。
  威海基地的营建原本是与旅顺同时进行的,因限于财力,清政府决定推迟威海基地的工程,直到1883年才开始动工。在候补道刘含芳主持下,先在威海金线顶建水雷营1处。到1888年初,李鸿章开始营建威海基地,各项工程始全面展开。根据德国人汉纳根的设计,威海基地的第一期工程以修建海岸炮台为主,计8座炮台:威海北岸的北山嘴、祭祀台筑炮台2座;南岸的鹿角嘴、龙庙嘴筑炮台2座;刘公岛北筑炮台1座,岛南筑地阱炮2座;威海南口的日岛筑铁甲炮台1座。以期水陆依辅,成巩固之势。在拟建各海岸炮台的同时,还计划在刘公岛上修建海军公所、铁码头、子药库、船坞等。为了解决刘公岛上饮水的困难,除打井筑塘外,还设计在海军公所二进院内和几处炮台修筑“旱井”。但后来施工时,发现原设计对海上防御还有不足之处,又在威海南北两岸各添筑炮台1座,刘公岛添筑炮台4座。
  1890年,威海各海岸炮台陆续建成。其中,南岸有皂埠嘴炮台、鹿角嘴炮台、龙庙嘴炮台,北岸有北山嘴炮台、黄泥沟炮台、祭祀台炮台,刘公岛有东泓炮台、东峰炮台、南嘴炮台、旗顶山炮台、麻井子炮台、黄岛炮台,加上日岛炮台,共有炮台13座,配备各种大炮54门。后来又修建了所城北、杨凤岭、合庆山3座陆路炮台,共有9门大炮。又在威海南北两岸各设水雷营一处,并在南岸水雷营附设水雷学堂1所。威海宏大的海防工程,曾被人誉为名副其实的“东海屏障”。
  从此,威海卫作为北洋舰队永久的驻泊之区,旅顺口作为舰队修治舰只之所,各建有提督衙门,成为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


三、北洋海军筹办的过程

  北洋地区包括直隶、山东、奉天三省。1871年,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咨两江总督曾国藩,饬调沪厂所造的“操江”轮赴津,供北洋巡哨之用。这是北洋仅有的一艘兵轮。李鸿章认为,“北洋之口,洋面辽阔,向未设巡洋水师”,而“天津为京师门户,各国商轮往来辐辏,英、法、俄、美皆常有兵船驻泊,我亦必须有轮船可供调遣,稍壮声势”。因此,1872年9月,闽厂所造“镇海”轮到津,李鸿章奏准拨归直隶留用。以与“操江”“轮替出洋驻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8,第5—6页)。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引发了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海防问题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于是筹办海军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1875年,李鸿章正式受命筹办北洋海军以后,逐渐使北洋海军后来居上。
  1879年,清政府因财力所限,即确定“先于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洋务运动》第2册,第387页)。并规定筹建海军的经费由粤海关、江海关和江苏、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6省的厘金内,每年提取400万两,头两年统归北洋支配,以后则由南、北洋各得半数。10月,原南洋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的4艘炮舰“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先期由江海关税务司赫德赴广东迎护,亦驶抵天津海口。11月19日,李鸿章携同津海关道郑藻如、道员许钤身、税务司德璀琳等,亲往大沽验收。同一天,李鸿章奏请将记名提督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其奏有云:“查该提督丁汝昌干局英伟,忠勇朴实,晓畅戎机,平日于兵船纪律尚能虚心考求。现在筹办北洋海防,添购炮船到津,督操照料,在在需人。且水师人才甚少,各船管驾由学堂出身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必得久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以期日起有功,缓急可恃。臣不得已派令丁汝昌赴飞霆等炮船讲习,一切新到各船会同道员许钤身接收,该提督颇有领会,平日藉与中西各员联络研究,熟练风涛,临事或收指臂之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5,第24页)。并称赞其“材略勇武”,可作为“横海楼船之选”(李鸿章:《庐江丁氏宗谱序》)。不久,即派丁汝昌督操炮船。英人葛雷森为总教习。
  1880年底,因委托赫德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即将造成,李鸿章派炮船督操丁汝昌、总教习葛雷森、管驾官林泰曾、邓世昌等航海赴沪,先行在吴淞轮船操练,然后乘轮赴英验收。1881年8月3日,“超勇”、“扬威”竣工,由驻英公使曾纪泽亲引龙船,升炮悬挂。8月17日,“超勇”、“扬威”起程,沿途“经行各国,均鸣炮致贺,以为中国龙旗第一次航行海外也”(《洋务运动》第8册,第485页)。9月17日,山东新购的两艘炮舰“镇中”、“镇边”驶抵大沽。李鸿章认为,两艘炮舰若分散分布,力单无用,逐与新任山东巡抚任道镕商妥,将“镇中”、“镇边”与“镇东”等4炮船及新购的2艘快船“合为一小枝(支)水师,随时会操,轮替出洋,防护北洋要隘,以壮声势”(《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2,第9页)。11月17日,“超勇”、“扬威”驶抵大沽港。于是,李鸿章奏请以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奏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以纵3尺,横4尺为定制,质地章色如故。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旗。
  至此,北洋海军从英国购进2艘快船、6艘炮船,加上先后调进沪、闽工厂的“操江”、“镇海”、“湄云”、“泰安”、“威远”5艘,共13艘舰船,已经初具规模了。
  1884年8月,福建海军遭到法国舰队的突然袭击,11艘兵船同归于尽,这就是著名的马江之役。此役的惨败引发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清政府总结前此的教训,于1885年6月宣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李鸿章立表赞同,誉之“洵为救时急务”(《洋务运动》第2册,第565页)。与此同时,清政府决定收回海军的统一指挥之权。是年10月,设海军衙门,任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汉军都统善庆和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海军衙门设立后,实际大权仍在李鸿章手里,他利用海军衙门“整顿海防”的名义,把北洋海军的建设推向了最高峰。
  1885年以后,北洋舰队进入了迅速发展的阶段,新舰猛增,大都是从国外购进的。新购进的舰船主要有三类:铁甲船、新式快船和鱼雷艇。这些舰船都是当时中国尚不能自造的。4年之间共添置新舰艇14艘,其中铁甲船定远、镇远两艘,新式快船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5艘,以及鱼雷艇7艘。于是,北洋舰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质量上,都有所提高。


四、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1888年,是北洋海军发展的最关键的一年。
  是年5月2日,奕譞以在英、德订造的4艘快船到华,北洋舰只渐多,致电李鸿章,“嘱将北洋定额、兵制、驻扎、会哨各章程,拟底寄京,公酌会奏”(《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3,第7页)。3日,李鸿章复电表示,此章程将与诸将领熟议后拟稿,俟出海验驶4艘快船及查勘各口防务后,再由北洋水陆营务处津海关道周馥赴京呈交。6日,李鸿章率同周馥、前署津海关道刘汝翼、总统盛军湖南提督周盛波等,由大沽口出海,巡阅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各处防务。10日,他在大连湾令4艘快船同时加速开,往返试驶两次,验证其速度基本符合设计要求。14日,在威海卫口外照此复验,英制“致远”、“靖远”两艘快船完全达到了每小时航行18海里的设计标准。对此,李鸿章极为满意,增强了对北洋海军成军的信心。5月16日,李鸿章回到天津,立即着手草拟章程。7月15日,《北洋海军章程》底稿草成,李鸿章命周馥携之进京,并致书奕譞说明制定此章程所遵循的原则。9月,《北洋海军章程》定稿。
  9月30日,由海军衙门缮具章程清册,呈于慈禧太后。其奏曰:“海军系属初创,臣等此次所拟章程,本无成例可循。且因时制宜,间有参用西法之处,与部章未能尽合。应饬部免其核议。至章程内容有未备及临时应行变通者,由臣等随时酌拟具奏。”还转述了李鸿章进一步筹款扩充海军的意见:“俟库款稍充,再添数船,即成劲旅。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清末海军史料》,第470页)。
  《北洋海军章程》共14章,其主要内容如下:
  1.北洋海军编制,为铁甲船2艘、快船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船1艘,计25艘。但按实战要求来说,其编制还是不够完备的。故“船制”一章又提出:“海军一支,局势略具。然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战舰犹嫌其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3,第7页)。
  2.设提督1员、总兵2员、副将5员、参将4员、游击9员、都司27员、守备60员、千总65员、把总99员、经制外委43员。提督在威海卫择地建造公所或衙署,为办公之地;总兵以下各官皆长年住船,不建衙署和公馆。规定将现有战船分为中军、左翼、右翼3队,每队3艘船,以1艘船为一营。中军3艘船:中军中营致远快船、中军左营济远快船、中军右营靖远快船;左翼3艘船:左翼中营镇远铁甲战舰、左翼左营经远快船、左翼右营超勇快船;右翼3艘船:右翼中营定远铁甲战舰、右翼左营来远快船,右翼右营扬威快船。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6艘炮船则为后军。
  3.北洋海军提督有统领全军之权,凡北洋兵船,无论远近,均归其调度,仍统受北洋大臣节制调遣。提督他往,则听左翼总兵一人之令;如左翼总兵他往,则听右翼总兵一人之令。凡沿海陆路水师文武大员,如无节制北洋海军明文,兵船官概不得听其调遣,借词违误军事。
  4.各船逐日小操,每月大操一次,2个月全军会操一次。北洋各船每年须与南洋各船会哨一次。提督于立冬以后小雪以前,统率铁、快各船,开赴南洋,会同南洋各师船巡阅江、浙、闽、广沿海各要隘,以资历练。或巡历新加坡以南各岛,至次年春分前后,仍回南洋。各船在北洋,每年春、夏、秋三季沿海操巡,应赴奉天、直隶、山东、朝鲜各洋面以次巡历,或以时游历俄、日各岛。每年由北洋大臣阅操一次。每逾3年,由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大臣请旨特派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
  10月3日,清廷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12月17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提名,奏请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补授北洋海军提督,记名总兵林泰曾补授北洋海军左翼总兵,总兵衔水师补用副将刘步蟾补授北洋海军右翼总兵。
  综观北洋海军从1879年10月开始筹建,1881年初步建成,到1888年正式成军,历时整整9年,使北洋海军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走向正规化。它的成军不仅增强了中国海防力量,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遏止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推迟了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发生,并在甲午战争期间为防御和抗击日本的侵略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它曾雄极一时,成为亚洲一流的海军。但其成军以后,清政府即决定停止添置新舰,并且不许装备更新,遂即停止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两国海军力量的对比,中国转居劣势。最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受挫于丰岛,重创于黄海,最终覆没于威海刘公岛。从筹建的时间算起,这支海军仅存在15年多的时间就全军覆没了,不能不引起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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