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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基督教会与山东近代教育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8-01 10:48:01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3:39

  山东的教会教育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结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延续大约90年。山东教会教育是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山东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教会教育概况

  传教士来华的初衷是传播基督教。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教情绪和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传教士在华传教困难重重。为了减轻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敌意,传教士利用中国新式教育落后和中国人对西方科技的渴求,把办学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由此开始了长达近1个世纪的在华办学活动。
  1861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携夫人抵达登州(今蓬莱)。次年,倪维思夫妇在其居住的观音堂里招收几个穷苦人家的女孩子,开办了一所管吃管住的寄宿女塾。这是山东第一所教会学校,也是山东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1863年,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T.P.Crawford)在登州为教徒开办了一所小学,这是山东第一所教会男校。1864年,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及夫人在登州设立蒙养学堂,招收6名贫家子弟,这就是著名的登州文会馆的前身。1866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郭显德(H.Corbett)在烟台毓璜顶山下购得部分土地,招收3名男童办起寄宿小学,这是该会在烟台办学之始。1872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文壁(J.S.Mcilaine)在济南开办一所免费义塾,这是基督教在济南开办的第一所学校。
  据1877年统计,基督教传教士在山东共设学校20处,在校学生共296人。1877年,狄考文将登州蒙养学堂改名为文会馆,把小学升格为具有中高等教育性质的学院,标志着山东教会学校进入一个新阶段。
  19世纪80年代,随着基督教各差会纷纷来华和基督教会办学态度的转变,山东教会学校得到迅速发展。其中美国北长老会的成绩最为显著。郭显德将设在烟台毓璜顶的男童学校改名为文选书院。1887年,他又建立一所具有师范性质的女校,取名会英书院。1894年,两校合并,定名会文书院,英文校名为郭显德中学。1884年,传教士狄乐播(R.M.Mateer)在潍县设立乐道院,这是一所传教兼教学的综合机构。院内设教堂和文华书院(男校),后又添设女子中学。美国北长老会还把在济南设立的学校升格改名为济美中学(男校)和翰美中学(女校)。除上述普通中学外,美国北长老会还创立了两所特殊学校。一所是1887年传教士梅理士(C.R.Mills)和夫人梅耐德(A.Mills)在登州创立的启喑学馆,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另一所是传教士韦丰年(G.Cornwell)于]897年在烟台创立的英文馆,这是山东第一所英语专门学校。
  这一时期,英国浸礼会也开始举办中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有郭罗培真书院、广德书院和崇德女学。郭罗培真书院的前身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J.S.Whitewright)1881年创立于青州的圣道学堂。起初,学堂招收教徒,培养布道人员。1887年增设师范学堂,为初等教会学校培养师资。1893年,新校舍落成,正式定名为郭罗培真书院。广德书院是由一所为教徒子女开设的初等教会学校发展而来的。1884年,传教士库寿龄(S.Couling)在青州购地设学,1886年称广德书院。1892年设女子寄宿学校,1897年增设大专班。崇德女学1897年设于青州,初称崇德书院,专为培养女传教士而设。
  美国公理会通过赈灾在德州恩县扩大了影响。1882年在史家堂建立了第一所教会小学。后来该校迁至庞庄并发展成为中学。1893年,女传教士博美瑞(M.H.Porter)创办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名为培真阁。后来,以上两校都迁往德州,分别改名为博文中学和卫氏女中。
  英国圣公会和美国美以美会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泰安。1888年,圣公会设立育英学校和育英女学。美以美会在泰安设立的教会小学后来发展成为萃英中学。
  截止到1898年,山东的15个基督教差会创办男校245所,学生3153人,女校48所,学生769人。即共有学校293所,在校学生3922人(《山东传教士第二次大会记录》,第139页)。
  德占青岛后,德国的柏林会与同善会也在青岛办学。1899年,柏林会在青岛创立第一所教会学校。1904年,又创立德华书院和爱道女校。据1910年统计,柏林会在青岛、胶州、即墨建有14所学校,在校学生309人。1901年同善会传教士尉礼贤(R.Wilhelm)创办了胶澳地区第一所教会中学,取名礼贤书院。该书院以培养社会急需的中等技术人才为目标,1919年改称为礼贤甲种商业学校。礼贤书院1905年附设一女子学校,取名美懿学校,1910年另立新校,更名为淑范女校。在此之前,美国北长老会在该地区已有办学活动。1911年创立明德中学,主要招收中国教徒的子女。据1913年统计,美国北长老会在青岛及其周围地区设有72所学校,在校生1060人。
  20世纪前20年成为中国教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到1920年,全省共有基督教教会初级小学942所,学生17083人,仅次于福建、广东两省;教会高级小学142所,学生2782人,排在福建、广东、直隶、江苏之后;教会中学40所,学生1489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中华归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425页)。
  这一时期,山东的教会学校除了在数量上急剧增加外,学校层次也明显提高。在40所教会中学中,女子小学就有15所,设有完全中学课程的有23所。特别是齐鲁大学的成立,更成为山东教会学校的龙头。齐鲁大学的前身是登州文会馆和青州的广德书院。1905年,两校合并迁往潍县,成立广文学堂。1909年广文学堂又与济南的共和医道学堂、青州的共和神道学堂联合成立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1917年,广文学堂和神道学堂迁往济南,正式定名为齐鲁大学。齐鲁大学的成立是山东基督教教育不断发展的结果,在中国教会教育史也具有典型意义。


二、灵魂人物和样板学校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是山东教会教育的灵魂人物,他所创立和主持的登州文会馆是山东教会教育的样板学校。
  狄考文(1836—1908),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1864年1月,他携夫人抵达登州,在一所废弃的寺院里,创办了一所蒙养学堂,从此开始了他在山东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
  狄考文不仅是山东教会教育的开拓者,也是整个中国基督教教育的领袖人物之一。1877年,他在基督教传教大会上作了《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的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了基督教与教育、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狄考文为教会学校教育制定了5项培养目标:(1)培养一批有效而可靠的当地牧师;(2)培养一批能够把西方的优良教育引进中国的教会学校教员;(3)培养一批能把西方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才;(4)培养中国教牧人员与上层社会交往的能力;(5)培养本地教会的自力更生能力。19世纪60~70年代,基督教会对非宗教教育普遍采取否定的态度,狄考文的上述观点一开始也遭到传教士们的批评,但1877年基督教大会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赞同他的观点,教会学校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狄考文关于教会教育的主张是通过登州文会馆具体体现出来的。1877年,他将原来的蒙养学堂改为文会馆,希望逐步提高办学层次,最终办成一所能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大学。1890年,他在基督教传教大会上把办学方针概括为三句话,即“实施全面教育”、“用中国的语言施教”、“在强烈的宗教影响下进行教育”。所谓“全面教育”就是要对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现代科学和基督教的真理有一个较好的了解。狄考文认为:“任何一个精通西方科学,同时又熟谙中国文化的人,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将成为有影响的人。”(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15页)。在早期热衷于办学的传教士中,狄考文是力主用中文教学的,他的这一主张对山东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及其教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结果虽然避免了为找好工作而上教会学校的弊端,但同时也使学生不能直接用外语接受外来文化,参与中外事务,在政治、经济方面难有大的作为。至于“强烈的宗教影响”,狄考文的经验是:从小规模学校开始、尽可能多招收基督教家庭的子女、采取一些措施保证学生不要变动太快、和学生应有大量的接触、让虔诚有力的布道充满每一所学校。
  为了便于用中文教学,狄考文集数十年心血,对汉语的音声进行反复考校,辑成《官话类编》,印刷出版后,风行中外。他编写了大量中文教科书,出版的有《心算初学》、《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分字略解》、《振兴实学记》等,广为学生传抄的讲义有《理化实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微积习题》等。作为一名教师,狄考文的教学有极强的感染力,他的学生说:“先生讲课时,兴味浓厚,学者聆之如坐春风。盖其备课详慎,每一科目必参考众书,反复推详,讲授之时自能滔滔不竭,动人听闻,况兼声音洪亮,字字珠玑,时以新学新理涤人脑髓,庄严之貌透出慈和之色,学者相与晤对乐而忘倦”(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第6页)。狄考文既是教师又是学校的管理者,工作认真勤奋,“5点半晨起,10点半晚睡,日间则碌碌不辍,每以移换工作以为休息”;“道路之间,往往喃喃作语,身旁之物不能见也”(同上书,第10页)。狄考文对中国和山东教会教育做出过突出贡献,称他为山东教会教育的灵魂人物毫不过分。
  狄考文创办和主持的登州文会馆,由一所蒙养学堂发展而来,它本身又是著名的齐鲁大学的前身,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这一历程在中国教会学校发展史上有着典型意义。
  登州文会馆学制为6年。由于当时无法招到相应水平的学生,所以文会馆有3年的预备课程。前3年称为备斋,后3年称为正斋。其课程设置分三类:一是宗教类,备斋有《官话问答》、《读马太》、《圣经指略》等,正斋有《天道溯源》、《天路历程》、《罗马书》、《心灵学》等。二是中国经学类,备斋有《读诗经》、《读孟子》等,正斋有《重讲孟子》、《讲礼记》、《讲读左传》、《讲易经》等。三是一般学科类,备斋有《心算》、《笔算数学》、《地理志略》等,正斋有《读诗文》、《作诗文》、《代数备旨》、《形学备旨》、《万国通鉴》、《测绘学》、《格物》、《地石学》、《化学》、《动植物学》、《微积分》、《天文揭要》、《富国策》等。这三类课程的设置是与狄考文的教育目的相一致的。在宗教教育方面,除通过宗教课程向学生灌输系统的基督教理论外,文会馆还通过订立《礼拜条规》,成立各种以宣传、研究基督教为目的的学生组织以保证学生生活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在中国典籍教育方面,文会馆所开的课程涵盖了当时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1875年,文会馆学生邹立文参加登州的科举考试,结果名列前茅,为文会馆赢得不小的声誉。在西方近代科学教育方面,文会馆开设了系统的数理化课程。狄考文尤其注重实验教学,他不惜重金购买各种实验设备,还亲自动手仿造了大量仪器、设备。到19世纪末,文会馆已拥有和美国一般大学同样好的设备,后来被认为是齐鲁大学四大设备的实验室、电机房、天文台、印刷厂在登州时已经形成。
  文会馆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和升留级制度。考试分为日、季、年试。日试为口试,教习暗记分数;季考为笔试,主要考查学生对学理的理解情况;年试以数学、代数、五经字为主,不及格者罚令复学。正斋学生逐一通过6年的所有课程的考试,才颁发列有所学课程的毕业文凭。文会馆还订有多项“条规”,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其中包括禁烟、禁鸦片、禁酒、禁谎诈等,一旦查出,或被开除、或被重责。
  登州文会馆办学40年,除3位监督——狄考文(1864—1895)、赫士(W.M.Hayes)(1895—1901)、柏尔根(P.D.Bergen)(1901—1905)外,很少聘请外国教习。学校教授自然科学的教习主要由本校毕业生担任,前后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有20人。文会馆办学40年,培养出的正式毕业生仅200余人,人数虽少,影响却颇大。尤其是20世纪初,教会学校教育大发展,中国各地也开始创办新式学堂,文会馆毕业生大受青睐。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特聘文会馆第二任监督赫士到济南筹办山东大学堂,赫士带领毕业生刘永锡、刘玉峰、张丰年、王振祥、王执中、王锡恩等前往任教,山东大学堂的规章制度、教学计划均出自赫士等人的筹划。据1910年对180名文会馆毕业生的调查,在各类学校任教的有105人(58.3%);从医、经商或到邮政、铁路、海关等部门工作的有37人(20.6%);专职从事宗教的有38人(21.1%)(赵承福主编、张书丰著:《山东教育通史·近现代卷》,第281页)。可见当教师仍是文会馆毕业生的主要出路。他们北上吉林,南下云南,西达陕西,遍及全国各地学校,担负起了向中国年轻一代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使命。文会馆编写的教材和讲义也成为各地国立学校的教材。总之,文会馆不仅孕育出著名的齐鲁大学,而且在办学经验、师资、教材等方面对中国的新式学校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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