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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巨野教案与德国侵占胶州湾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8-01 10:36:53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3:35
  1897年11月1日,在鲁西南巨野县的磨盘张庄,发生了一起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的事件,德国以此为借口,悍然派兵霸占了胶州湾,逼迫清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这就是轰动中外的巨野教案。因巨野县时属曹州府管辖,故又称曹州教案。
  1885年,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传教士福若瑟进入巨野县磨盘张庄传教,教民张守銮将外出之平民赵心贵的一块地基偷卖与教民赵黑燕名下,修造房屋,以做教堂。赵心贵自外回归后,向官府提出呈控,当地绅民也给赵心贵以支持。此事引起中外交涉。在法国公使的压力下,清政府指使地方官将地基判给张守銮,并听其租与洋人盖教堂(《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1册,第294—296页)。此后,这里盖起了“曹州府的第一个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堂口(教堂)”。圣言会很重视他们在曹州府设置的这一据点,经其苦心经营,使得这一教堂“事实上成了很多堂口的滥觞地”(《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216页)。1894年,德国天主教圣言会的薛田资来到鲁南,在坡里教堂学习了几个月汉语后,即被派到磨盘张庄教堂传教,并不择手段地在周围地区建立教堂,发展教徒。圣言会以帝国主义的“保护权”为护符,在发展过程中带有极强的侵略性。他们“上察朝廷政令,下图山河形势”,更在巨野一带挟制官府,包揽词讼,为所欲为;其教民更是经常无事生非,借故讹索,欺压平民。这不能不引起广大群众的愤怒。
  1897年11月1日,是天主教的节日(诸圣瞻礼)。在郓城县传教的圣言会教士韩理来到巨野磨盘张庄教堂,一则帮助住堂教士薛田资准备节日庆祝之事,一则请薛田资帮助解决一项困难。同日,汶上县圣言会教士能方济要去曹县,亦路过此地。三人久未见面,在教堂中一直闲聊到深夜。因缺少床位,薛田资即将自己的卧室让给年长的能方济,将韩理安排到能方济的隔壁,自己则到教堂守门人小屋里休息。当晚11点钟,他们刚刚睡下,一伙人手持大刀、长矛潜入教堂院内,砸开教堂西边的窗户,冲入薛田资原住房屋,将韩、能二人杀死。躲在门房里的薛田资则侥幸未被发现。
  对于两个德国教士被杀的具体原因及这次事件是否是有组织的活动,历来说法不一。清政府的说法是“起意行窃”,“强盗杀人”。据山东按察使毓贤等人给巡抚李秉衡的禀文记载:参与杀教士的计有11人,他们分属巨野、嘉祥等县,平素游荡度日。先是嘉祥县民雷协身探知磨盘张庄教堂存有钱物,遂起意行窃,勾结巨野县民惠二哑巴等10人,于1897年11月1日傍晚在巨野杨家楼村外空地会齐,然后于是夜二更时分各携刀棍,潜入教堂。教士警觉,由窗孔开放洋枪,射伤2人,众皆潜逃。惠二哑巴因同伙被伤,气愤难遏,与雷协身两人复砸开窗户进屋开门,放进张高妮等人。惠二哑巴用刀刺中教士肚腹,雷协身亦用棍相胁,随即搜劫财物,分携逃逸,亦有将财物、刀棍抛弃路上者。教士能方济、韩理则因伤重旋各殒命(同上书,第158—159、200页)。但有不少中外文记载及口碑资料,则认为是大刀会组织并领导了这起杀教士事件。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薛田资在其著作中即多次提到大刀会组织并参与了杀教士之事。他说,“曹、单教案”后,“大刀会仍在继续活动。他们对洋人的仇恨越来越深,烧毁天主教堂成了他们严厉报复的主要手段。……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谋杀能方济和韩·理加略两位神甫。在寂静的1897年11月1日之夜,他们袭击并疯狂至极地谋杀了圣洁的教士”。他甚至直接指控曹庄大刀会首领曹作胜及其伙伴是杀害德国教士的“凶手”(同上书,第237、222页)。
  11月7日,正在汉口的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告知巨野教案事,要求清政府“急速设法保护住山东德国人性命财产”,并“暂且先望设法严惩滋事之人,为德国人伸冤”。8日,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亦致电总理衙门说:“报称:山东杀毙教士二人,此信若确,海使必借词要索,应否预告外部已赶紧查办,顺致措词,稍占先着。”9日,山东巡抚李秉衡才电告总理衙门:巨野发生杀教士事件,已“批饬该县勒缉凶盗,务获究办,并悬赏通饬缉拿在案”。10日,清廷发布谕旨说:“曹州杀毙洋人一案,前据德使及许景澄先后电报,今始据李秉衡电复,已属迟延。且盗匪在逃,岂悬赏通缉所能了事?著速派司道大员驰往该处,根究起衅情形,务将凶盗拿获惩办。……现在德国方图借海口,此等事适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11日,李秉衡派委臬司毓贤、兖沂道锡良驰往查办。12日,清廷又发布上谕,指出,“此案以速获凶盗为第一要义”;巨野“既有盗案,匪无一获,著先将该县知县摘顶勒缉,毋任迁延”。为迅速破案,减免责罚,巨野知县许廷瑞已在境内大肆搜捕。至11月14、15两日,许廷瑞会同防营,拿获惠朝现(即惠二哑巴)等4人,毓贤命其“赶紧取赃,速拿逸犯”。不久,许廷瑞等又“续获高夷青一名”。16日,毓贤、锡良赶到巨野,又“督同营县”,“续获四犯,起获真赃八件”(同上书,第125—129、131—133页)。官府先后共捉获民众约50人,一部分很快被释放,一部分人则被严刑拷打致死或死于传染病,剩余的9人中,7人被判罪——其中2名(惠二哑巴与雷协身)被杀,另外5人被判无期徒刑。
  清政府虽采取了保教、“惩凶”等措施,企图以此取得德国的谅解。但德国仍借口巨野教案,悍然派兵舰侵占了觊觎已久的胶州湾。
  胶州湾一带,历来就是军事要地。鸦片战争前后,各国兵船已不时侵入我国沿海,使胶洲湾局势一直动荡不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等国军舰分途北上,胶州湾局势更加动荡。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亦屡次声言“将由胶州进图北犯”。其后,“西国兵船测量中国海岸,无处不达,每艳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监察御史朱一新先后疏奏清廷,建议经营胶州湾,但未被采纳(同上书,第31、36、33页)。直到1891年,清廷才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领兵4个营进驻胶澳,并稍有建设。甲午战后,清廷虽有心经营,但已力不能及了。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统一之前,普鲁士—北德同盟即已跃跃欲试地向东方扩张势力,图谋在中国获得一个根据地。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7次旅行中国,就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1869年他第三次来华旅行,通过考察认为,“胶州湾乃中国最重要之门户”;“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蒋恭晟:《中德外交史》,第15页)。1870年,北德同盟首相俾斯麦亦曾给驻华公使李福斯下达了“关于获得一个海军根据地的命令”(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332—333页)。甲午战争期间,德国企图攫取中国领土的政策更为公开化。1894年11月23日,驻华德使绅珂建议德国政府,“假使中日冲突,引起各国要在中国取得领土”,德国“亦可利用机会为它的重要商业利益取得一个基地”。1895年10月29日,德国由绅珂首次向总理衙门提出割让一个军港的要求(《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88、102、116页)。此后两三年间,德国又屡次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向清政府提出同样要求,先后遭到婉言拒绝。于是,德国积极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深信:“一二年后,教案问题可以给予德国进行之借口”(王文杰:《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第139页)。
  德国认为,胶州湾“最宜于建筑海军基地”(《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73—74页)。1896年8月,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皮茨奉命详细调查了胶州湾沿岸及山东半岛的经济状况和军事形势,认为胶州湾有种种优点,安全的停泊处,易设防,省费用,附近有煤矿地层,气候凉爽。11月间,曾任天津领事的德璀琳与海军司令克诺尔谈话时亦指出,胶州湾港口优越,足以控制山东以至整个华北的进出口货物;有利于船坞与码头的设置;腹地资源丰富并有消纳力量,煤、铁等矿产足资开采;易于筑路,胶州堪为一条抵京铁路的良好终点;体质与智力方面,当地居民是中国最优秀的;气候完全适宜于欧洲人居住;港内宜于挖泥,无需顾虑新泥沙的淤积。蒂尔皮茨的报告和德璀琳的建议,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重视。11月29日,德国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占领胶州湾。12月15日,占领计划亦送到德皇手中。其间,驻华德使海靖又奉命向清政府明确提出租借胶州湾50年的要求,仍被拒绝。德国便加紧了侵略活动。1897年2月17日,海军大臣何尔门正式通知外交大臣马沙尔,德皇已决定占领胶洲湾,“俾一俟时期到来,计划可立即执行”(《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18—119、128页)。为保证计划的实施,德国又派海军部著名河海专家、水利工程师福兰西斯“来东详密调查,于胶澳之形势、面积、气候、潮流、水土性质、人民风俗、工、商、渔、牧、农林、路矿、经济状况以及日后开商埠、通铁路、筑码头、设船坞各项计划甚详”(《胶澳志·大事记》)。其结论是:“山东半岛南部的胶洲湾在军事上与经济上乃最适宜的地点”(《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59页)。
  鉴于1895年俄国太平洋舰队已取得在胶州湾的停泊权,德国便积极设法取得俄国的谅解与支持。1896年8月,海靖赴京就任驻华德使后,首先拜访了驻华俄使喀西尼,表示在中国问题上,“德国的利益没有任何一点与俄国的利益相冲突”,同时透露了德国欲占胶州湾的意图(《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76—77页)。德皇还亲自出马,于1897年8月7日至11日就胶州湾问题访问了沙皇。沙皇则透露了俄国欲在北中国另觅海港之意,表示如果德国支持俄国的要求,俄国就不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
  巨野教案发生后,正停留在柏林的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向德国政府建议说:“我们现在应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个方面是一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还利用谒见德皇的机会进一步鼓动说:“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并重新巩固我们几已扫地的威信,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54页)。1897年11月6日,刚刚得到消息的德皇即谕其外部说:“我刚才在报纸上读到山东省内我保护的德国天主教突遭袭击的消息,舰队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报复此事。如果中国政府方面不立即以巨款赔偿损失,并实力追缉及严办祸首,舰队必须立刻驶往胶州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我……决定要以极严厉的,必要时并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当日德皇亦电谕蒂尔皮茨立即“率领全部舰队驶往胶州,占领那边适宜的地点与村镇”,并用“合适的方法勒取完全赎罪”。次日,德皇又谕外交大臣布洛夫说:“我昨日接到了关于山东兖(曹)州府德国教会突被袭击、教士突被杀掠的官方报告,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好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即动手。”他甚至声称:这一行动,“上千的德国教民将扬眉吐气”,“几百个德国商人将欢欣鼓舞”,“成千成万的华人将发抖”,“而全德国人民将欢迎他们的政府已做了一个英雄的勾当”。为进一步协调同沙俄的关系,11月6日,德皇还再次电询俄国的态度。次日,沙皇回电说:“(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你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因为我近来才知道,这个海港仅在1895、1896年间暂时地属于我们”(同上书,第144—147页)。于是,德国行动起来更加有恃无恐了。
  蒂尔皮茨经过悉心准备后,于11月10日率舰队离开上海开往胶州,13日上午到达胶州湾。清军守将章高元派员询问,蒂尔皮茨谎称是“来此游历”。14日早,德军陆战队720余人以操练为名登陆,“立即分据要隘”;然后送来照会,限清军于下午3点钟以前全行退出,以48小时为限,“过此即当敌军办理”。终于迫使章高元于当日下午退至四方村。德军占领营房、仓库,并宣布占领胶州湾及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次日,200余名德军又至四方,威逼清军再退(《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245、362、249页)。16日,清廷电谕中即表示:“德国图占海口,蓄谋日久。此时将借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不为所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致衅自我开。”17日的电谕亦说:“敌情虽迫,总不可轻启兵端……著该督(王文韶)电饬章高元等,于现扎处所,稳慎防守,不准妄动。”并进一步指出:“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全局”(《清德宗实录》第411卷,第13、15—16页)。章高元只得约束队伍,不发一枪,并于16日再度退至沧口。19日,德军又派队威逼清军再退。章高元不允,竟被押去囚禁半月之久。在德国压力下,清政府于30日谕令章高元率部移扎烟台。次日清军拔营时,德军突然来犯,清军被迫仓皇逃离(《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384页)。至12月17日,清军完全撤离胶州湾。
  在对胶州湾进行军事占领的同时,德国又使用外交手段给清政府施加压力。11月20日,德使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向清政府提出6项要求,“请中国迅速照办”。其内容是:一、山东巡抚李秉衡应革职,永不叙用。二、安治泰正在济宁修造教堂,中国应许赔银盖造,并赐立匾额,须有保护教堂教士之意。三、在山东德国教士被戕劫之案,所有盗犯应拿获惩办,如有绅士官员等在此案内,应格外加重办理;教士所受之损失,应全行赔偿。四、中国应许特保嗣后永无此等事件。五、山东省如修造铁路,中国先准德国商人承办;如有铁路就近开矿之事,亦应先准德国商人承办。六、德国国家办结此案所费之银,由中国国家赔偿(同上书,第141—142页)。清政府乃派奕訢、翁同龢、张荫桓等与海靖进行谈判和晤商。他们指出,事情需要和平商办,“岂有未经商量,遽行用兵胁制之理”,“总须先行退兵方可商议”。海靖表示:“先退兵,而后开议,恐办不了。”其后,海靖又照会总理衙门说,已奉饬告知中国,“本国兵船及兵丁驻守胶澳,直抵再为可商之期”(同上书,第138、151页)。会商过程中,德国又提出若干无理要求,其目的就是尽量提高条件,务使中国无法履行,为其继续占领胶州湾制造借口。而清政府急于将教案了结,以促使德国撤兵,所以尽管德国的要求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借端勒索,但清政府还是基本接受了。
  12月7日,双方商定一个结案条款,拟由总理衙门以照会形式送交德方,再由德方照复。条款内容为:一、“山东巡抚李秉衡应革职,永不叙用”一条,删去“永不叙用”,改为不可任大官之意,奏请准行。二、中国允给正在建造中的济宁教堂工料银66000两,匾额用“敕建天主堂”5个字,“并将结案奏牍立碑教堂门外,以为保护之证”。三、中国允许于曹州城内及巨野县各建教堂1所,一切工料照济宁教堂办法,每处各给银66000两,地基官为指拨,地约10亩。在巨野、菏泽、曹县、单县、成武、郓城、鱼台7县境内,各建教士住房1所,共给银24000两。教士所失之款,另给银3000两。四、由中国皇帝明发谕旨,饬地方官照约尽力保护教堂教士。五、山东省铺设铁路,中国先准德国商人承办;铁路附近开矿,亦先准德国商人承办,或华商、德商合办。六、赔偿问题,应俟胶澳德兵撤退后另案商办(同上书,第167—168、169—172页)。清政府尽管做出如此屈辱的姿态,但到12月15日再次晤商时,海靖又节外生枝,提出:“接本国电,胶澳不能退,即敛兵入船亦难办到。”翁同龢等人只好同意“将胶澳作为通商码头,多予德国租界为泊船屯煤之用,以报归辽之谊”(同上书,第174页)。
  根据约定,12月29日双方正式互换照会,作为先结教案之据。但当清政府准备互换照会时,海靖却送来“租地照会”5条,并根据济宁教堂捏造的情况,于28日至30日连续3次照会总理衙门,声称:曹州府滋扰甚为危险,曹州镇总兵万本华将教民驱逐,倡言洋人二名业已被杀,仍欲杀害洋人。要求清政府立将万本华革职。海靖还威胁说:如至30日晚9点钟“不将饬令该总兵革职之电报抄录与本大臣查阅,本大臣申请本国外部与中国绝交”。清廷在海靖恫吓下,惟恐已议6条教案复翻,即于30日电饬山东巡抚张汝梅:“巨野教案正在将了,岂容再起波澜,著张汝梅一面查明确情,一面实力保护,出示晓谕兵民,如有滋闹者,即照土匪办理”(同上书,第181—182页)。
  其实,海靖完全是有意利用这些捏造的情况借题发挥,达到其逼迫清政府就范的目的。在此期间,德国进行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其占领胶州湾的支持或谅解,遂加紧逼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1898年1月1日,海靖要求将胶州湾南北两岸直至阴岛地方全部租与德国。开始,翁同龢等人不同意,提出过折衷妥协的办法。海靖不允,声称:“奉到外部训条,断不能改。”翁同龢等要求先将教案议结,海靖则坚持“胶澳界定,始肯互换”。4日,海靖进一步威胁说,“此时不过暂行租用”,“是仍顾两国交情”;若不同意,“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海靖还称:“现奉本国严论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用洋款,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同上书,第184—185、188页)。在海靖威逼下,清廷基本接受了德国的要求。
  在中德胶澳租借谈判基本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双方于1月15日互换议结巨野教案的照会。是日,清廷还明发上谕,宣布将开缺四川总督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兖沂道锡良、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等,“交部议处”;巨野知县许廷瑞革职,寿张知县庄洪烈查参,济宁、菏泽、单县、成武等州县官分别撤调;并“著地方官严行禁戢实力保护”。2月1日,清廷又发布上谕:李秉衡著降二级调用;调任道员锡良,撤任总兵万本华、知府邵承照均著革职留任;并仍著山东巡抚张汝梅实力保护教会(《清德宗实录》第413卷,第13—14页;第414卷,第8页)。
  3月6日,《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胶澳租界:中国允许离胶澳海面潮平周边100华里内,准德国官兵无论何时均可过调;中国饬令设法等事,先应与德国商定;中国允将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租期99年;租期未至,租界均归德国管辖,中国无权治理。二、铁路矿务:中国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一是由胶澳经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二是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莱芜至济南;修筑以上各铁路,设立德商、华商公司,德商、华商各自集股,各派妥员领办;中国允许德国开采铁道沿线30里内矿产。三、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山东省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办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均应由德国商人优先承办(《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333—335页)。
  通过此项条约,山东省遂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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