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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梨园屯教案与义和拳举事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8-01 10:36:29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3:35

  梨园屯教案初起于1873年,直接原因是民、教因争庙地而互控,延续20余年不得解决,而且斗争愈演愈烈,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之际,当地具有广泛影响的义和拳组织也参加进斗争行列,终于导致了一次规模宏大的义和拳反教举事的爆发。
  梨园屯又名李阎屯,属东昌府冠县。虽属冠县,但在直隶威县境内。原来,山东冠县在直隶威县境内有一块“飞地”,被称为“冠县十八村”。名曰“十八村”,实际是24个村。据文献记载,该地旧有18个村,后增6个村。梨园屯即位于十八村的中央,设有大集,建有书院,每年冠县都派粮书在梨园屯设柜征收钱粮。在冠县十八村的附近,还有山东邱县十八村、山东临清十八村和直隶南宫十八村、直隶曲周十八村。这种飞地制度,有的说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有的说形成于明代,总之,年代久远,已经很难考证清楚了。这样的一种行政区划,给山东省对该地实施管辖和治理带来很多不便,正如民国《冠县志》的记载所说,该地“突出于河北省清河、威县之间,距城百三十里,地势远隔,风俗攸殊,盗匪充斥,民教杂处”,“孤悬境外,隐然独立一小邑,控制既鞭长而莫及,治理亦梗塞而不通”。
  天主教在直隶威县一带的传播,始自明末,威县的魏庄在万历年间就建有天主教堂和圣母楼,赵家庄也是较早奉教的村庄,其后这一带形成了一些教民村。1856年,天主教北京教区分出直隶东南代牧区,负责管理深、冀二州和河间、广平、大名三府的教务,但主教的座堂却是设在威县的赵家庄,足见天主教在威县传播的广泛和基础的雄厚。虽然1861年主教的座堂迁至献县,但赵家庄仍是威县、清河、南宫、曲周四县的总铎司堂。冠县梨园屯等十八村,由于被包围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所以也受到天主教的影响。梨园屯最早奉教的村民,就是在威县赵家庄本堂接受洗礼的。
  尽管冠县十八村的天主教最初是由直隶东南代牧区传播而来,但后来这里的教务却是由于行政隶属的关系,接受山东天主教会的管辖。山东北境的天主教属意大利方济各会,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方济各会便从武城十二里庄本堂和临清小卢庄本堂派出神父,到梨园屯等村传教。梨园屯等十八村的天主教发展很快,到19世纪末叶,小李固庄、陈固村、后店村、梨园屯、鸭窝村、固献村、赵村、王曲村、东小庄、孙家庄就都建有教堂,红桃园还建有一座洋式大天主教堂(《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454页)。
  梨园屯村内原有义学一所,义学后有玉皇庙阁数间,学地38亩。经过多年的风雨战乱,义学已废,庙阁也已倾圮。1869年,梨园屯村20余户教民向村中首事提出,请分给一块义地庙产修建天主教堂。经该庄首事人等公议,同意将义学、学地由庄民按四股均分,立有分单如下:“立清分单冠县邑北境梨园屯圣教会、汉教会,因村中旧有义学一所,护济义学田地三十八亩,日久年深,风雨损坏,墙垣坍塌,无力修葺,今会同三街会首、地保共同商议,情愿按四股清分。汉教三股应分田地三十八亩,省教会应分房宅一处,上带破厅房三间,破西屋三间,大门一座,计宅地三亩零九厘一毫,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邀同各街会首、地保觌面较明,并无争论,同心情愿,各无异言,亦无反复。恐后无凭,立清分单存证。同治八年新正月十九日”(《教务教案档》第五辑,第459—460页)。教民分得的一股,包括玉皇庙在内。大约所说“房宅一处”,即系义学;“破厅房三间,破西屋二间,大门一座”,就是指玉皇庙的废墟。但教民分得房基后,并无修建教堂的财力,于是就把地基献给了方济各会的传教士。1873年,由武城县十二里庄的意大利籍传教士梁宗明出面,以他个人的名义在义学和庙基上修建天主教堂。这时,部分当初情愿分地的庄民却又反悔,以教民“拆毁义学庙宇,盖立天主堂”,“庄民要索地建阁”为借口,由阎立业等为首控告到县。1874年4月,冠县知县韩光鼎查阅了教堂所存前述分单,以及历年完纳银米的串票,并提集两造,讯取确切供词,核与分单相符。因而判曰:“此案既已明立分单于先,何得追悔混控于后?殊属不合。”并将告状之阎立业等分别责押。阎立业等受到惩戒,后经文生朱升堂等公恳保释回家。这是民、教双方的第一次冲突。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1881年。先是山东邱县人程光合因拖欠钱款,被邱县县衙拘押追索。其子程二羊系天主教徒,来串通梨园屯村天主教徒为首之人王桂龄到邱县说情。王桂龄又邀约教徒刘西长同往。行抵邱县后,王桂龄等乘醉直闯县衙喧闹,知县刘嘉树出见,王桂龄等仍吵嚷不止。刘即将王桂龄等责打后押递原籍。王桂龄至冠县病故,刘西长等取保释放。由于王桂龄是梨园屯教民中的头面人物,所以他的死对梨园屯庄民是一个鼓舞。当年2月7日,适为玉皇神会之期,梨园屯庄民雇彩船扮小戏庆祝。当经过天主教堂门外(原玉皇庙基)时,游人聚观拥挤,将教堂大门挤开。堂中教民出来争吵,因而发生口角。其中有村民称:“天主堂本系借用玉皇阁地基,将来重塑玉皇,还要送入供奉。”口角过后,庄民并无行动。但教会方面却借此大做文章。方济各会山东主教顾立爵不经山东地方官府,直接请求法国公使宝海出面干涉(法国在中国拥有对天主教的护教权)。5月3日,宝海致函总理衙门,声称梨园屯左保元等“匪徒”将教堂大门打坏,闯入院中做戏耍玩艺,教民干预,即遭殴伤。但经地方官查对,并无人证实有上述情事发生。顾立爵也向知县韩光鼎承认:“查悉前情,左保元等并无率众滋扰,而当时向教堂争执之人,即询诸在堂各教民,亦未能指定是谁。”于是知县韩光鼎对左保元和教民阎付东进行了“剀切开导”,并饬差查禁村民不准擅进教堂滋扰,阎付东亦不得恃教生事。1881年6月,任道镕任山东巡抚后,委派候补知县耿綮昌到冠县复审此案,又以如下处理结果回复总署:“左保元虽未率众滋扰,究系好事,阎付东亦属恃教逞刁,分别薄责示惩。至该教堂地基,断令民教仍旧和好,暂行借用,俟该教民等另买地基设立教堂,再议归还,取结完案”(同上书,第274—279页)。但这一审断结果似乎并未知会教会(参见王守中:《山东教案与义和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第三次冲突始于1887年。当年春天,传教士费若瑟又置买砖瓦木料,欲在梨园屯重建教堂。该村监生刘长安、左见勋,秀才王世昌等6人,一面联名到县禀报教民扩建教堂一事,一面发动庄民数百人,各执器械,抢走木料,并用教堂砖料就地盖起瓦房3间,塑造神像。教民见庄民人多势众,各自避匿。堂内衣物并有失少。方济各会山东主教马天恩将此案报告给法国公使李梅。当年12月22日,李梅致函总理衙门,照录1869年分单和1873年的断案结论,要求详细审明此案。总署咨转山东巡抚张曜处理,但又据1881年任道镕的咨文认为:“当日办理此案,本未定议断给该教士永远承管。兹据法使所称各节,似与原案未符”(同上书,第461页)。冠县知县何式箴亲到该庄查验处理,认为教会所控属实,先令庄民停止建庙,又会同有关委员集案讯断,认为“刘长安等理曲肇衅,本应究惩,姑念衅非一日,议出多人,从宽详革监生,断令遵限拆还教堂”(《教务教案档》第五辑,第464—465页)。
  刘长安等被革除监生,庄民愤愤不平,称之为“六大冤”。教民仍不满足,又先后上告。这时,何式箴卸任,魏起鹏继任知县。魏起鹏传讯两造,见案情曲折,难以审断,于是禀明山东巡抚张曜,檄委何式箴回县会审。魏起鹏、何式箴正提讯间,经绅耆潘光美等调解,教民王三歪(王福祥)与刘长安等各联名递呈,称民、教双方已达成协议,王三歪与教民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送与该村为庙,刘长安与庄民也情愿另购地基,与教民重建教堂。教堂内丢失衣物,如数退还。双方言归于好,各自安心度日。魏起鹏、何式箴认为:“此等案件,人众心齐,法既不能遍加,理亦难以周谕。此案刘长安等肇衅理曲,本应仍照前断勒令拆还教堂,惟念该民教等居同里闬,若令嫌衅滋深,难保不别酿祸患。既经乡耆调停,两造悔悟请和,莫如就此完结,以期民教得以互释前嫌,永远相安”(同上书,第464—465页)。他们随即各捐银100两,督饬该村克日兴工,照旧教堂格局修造教堂。
  第四次冲突发生于1892年。在前次的案件审理中,魏起鹏与何式箴曾询问教民“曾否知会教士”,王三歪称“系与教士商酌妥协,始来具呈”。所以两位知县断定“此案和结缘由,该教士固深知而乐众矣”。然而两年多之后,意大利主教马天恩却又对这一处理提出反对意见,坚持要在原庙基修建教堂,不同意更换新址。1890年6月20日,法国公使李梅照会总理衙门,声称教堂案并未彻底查核,公平了局。并多次催促“妥速完结”。1892年初,山东巡抚福润饬东昌府提集复审,改判为:“将庙宇让与教民,改建教堂。并恐民心不服,由该县何令捐银二百两,京钱一千串,听民另购地基,建盖新庙,设立义学。俟新庙工竣,再拆毁旧庙,移置神像,取结完案”(同上书,第528页)。教民对这一处理仍不满意,于是又扬言:“必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因而庄民更加不平。当年4月底,庄民请来临清州人道士魏合意到庙中做住持,并将往年办团练时的枪械移存庙内,意图守御,把教民吓得纷纷逃避。福润得知此事后,饬济东道张上达亲往相机查办。5月11日,张上达驰抵冠县,时知县何式箴已将道士魏合意拘捕,于是与府县各官,传集附近绅耆,“晓以利害,剀切开导,将滋事村民全行解散”。在此情况下,该庄民“情愿遵照原断,仍将庙基交出,让改教堂”,并“眼同各庄首事,将庙内正殿三间拆毁”。主教马天恩和法国公使李梅对这种处理都十分满意,曾分别向济东道和总署致函表示感谢。
  由地方士绅领导的控争历经20余年,屡屡失败,梨园屯农民阎书芹、高元祥等气愤不过,意识到不能再沿袭旧的控争方式,而决定诉诸自身的力量。该村的志同道合者一起,共有18人,人称“十八魁”。根据教会指控提出的名单,十八魁的成员有:阎书芹、阎福来、阎书堂、阎书俭、阎明见、阎书太、马廷凤、马廷梅、高五插子、高元祥、阎三妮、阎四妮、阎士林、刘三、阎二别种、姜宗山、高远达、马步月(《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3页)。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材料除证实前述18人确为十八魁成员外,认为还有阎书香、阎兆华、阎广绪、阎广德、高岐山、马天禄、刘保玉7人(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3页)。这是因为,随着斗争的发展,阎书芹所领导的队伍越来越大,不过人们不管他们具体有多少人,仍然用“十八魁”来称呼他们。阎书芹有一定的武艺,会耍红拳,又善耍大刀,有“大刀阎书芹”之称。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有效地与教会斗争,阎书芹等十八魁拜邻境威县人赵三多为师,学起了梅花拳。
  梅花拳本名义和拳,是一种以强身健体、保卫身家为目的的习拳演武的组织,始创于明末清初,早在乾隆年间就在山东冠县等地流传,逐渐延及东、直、豫边区一带,而以东、直交界地区最为集中。义和拳本无政治色彩,但一些民间秘密教门分子却往往重视其武术价值而竞相传习,为武装起义做准备。在发动过反清举事的清水教、天理教中,都曾经有过义和拳的传播。因此,义和拳一度被清政府严厉禁止。嘉庆以后,由于没有继续发生与秘密宗教牵连的事件,义和拳又得以广泛流传。在1897年以前,义和拳和当地天主教会并没有发生过冲突。
  1897年春间,梨园屯教民王太和等从外国传教士处领到修建教堂的200两银子,备齐砖瓦木料,准备在庙基上建堂。阎书芹为阻止教民建堂,遂约请赵三多到梨园屯“亮拳”。赵三多,字祝盛,人称赵老祝,威县沙柳寨村人。自幼习拳练武,豪侠仗义,喜打报不平。后传授梅花拳,在直隶东南部诸县有徒众数千人。3月24—26日,赵三多聚集各地拳众3000余人到梨园屯“亮拳”3天,使当地教民受到极大震惊。教民深恐梅花拳阻止修建教堂,便向冠县县衙诬告梅花拳“阻工谋叛”。这使民、教矛盾进一步激化。4月27日,阎书芹率领周围各乡义和拳众2000余人,手持刀械强行阻止教民建堂。他们袭击了守护建堂工地的10余名教民,其中教民王太清被拳众捆缚致死。附近25户教民遭到抢掠,约200名教民被迫逃到外村避难。庄民还利用教民所置买的建筑材料,重新建起了玉皇庙。
  事件发生后,东昌府知府洪用周即奉命前往查办。洪用周认为,互争庙基问题是多年纠纷的根本原因,所以打算将该庙基“归官经理,作为义学”,另为教会置买地基,建立教堂。建教堂的工料费用,约需京钱1000串,另外庄民所用教民的砖料及教会丢失物件,估价作京钱1000串,两项共计京钱2000串,付给教会,由教民自行另盖教堂。致王太清死亡的威县凶犯,也由冠县协助缉拿。这一处理意见经教士费若瑟同意后,转告主教马天恩。当时教会方面并未提出异议。但到第二年的1月,马天恩推翻前说,通过法国署任驻华公使吕班(G.Dubail),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一、重办罪犯;二、地基并所偷物料给还教堂;三、赔偿教堂银两(《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82页)。
  先是,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侵占我国的胶州湾,一些外国传教士也借机对平民进行恐吓。1898年2月间,冠县、威县一带就谣传来有洋兵。赵三多于是号召威县、曲周及冠县十八村拳民来到他所居住的沙柳寨一带“亮拳”。在这次“亮拳”之前,一些习梅花拳的人劝说赵三多不要举事,他们说:“我们的祖师从明末清初传道到现在够十六七代了,文的烧香与人治病,武的练武以壮自己身体,没有做犯乱的事。”赵三多答称:“我不干天主教也是不放我过关”(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34页)。
  由于教会的一再追究,山东巡抚张汝梅檄饬东昌知府洪用周驰往从速查办,并派勇队协同查拿。同时将冠县知县何式箴撤任,遴委曹倜接署冠县令。2月28日,洪用周探到阎书芹等的行踪,督带营勇前往捕拿,打死1人,阎书芹受伤,被拳众救出逃走。洪用周又指挥勇役将庙宇拆毁,以原地基交还教堂。洪用周、曹倜又传到赵三多,要其将拳会解散,“并令毋再传单聚会,自罹法网”(《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117页)。但赵三多及拳众并未服从他们的命令,而是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继续以这一传统名称不断聚集。在威县、曲周等地,都不断发生袭击教堂的事件。
  拳会斗争趋于活跃,是德国侵占胶州湾后民族危机加剧、人民反帝爱国斗争走向高潮的反映。早在1894年,以反对西方教会为宗旨的民间组织大刀会就出现在山东和豫、苏、皖边界地区,该组织扬言“刀枪不入”,“不畏火枪洋炮”,还提出了“兴华灭洋”的口号(王如绘:《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考证》,载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1896年大刀会发动大规模反教斗争遭镇压后,继续在各地传播并发动斗争,1897年在巨野县张家庄杀死两名德国神甫的事件,就是大刀会所为。大刀会在山东主要是从曹州府以至武定府的整个西部地区,还延及直隶东南部。所以,山东冠县和直隶威县等地,也都受到大刀会传播的影响。据记载,1898年4月间,大刀会就曾在大名府张贴揭帖,约于阴历四月十五日与洋教为难(《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117页)。5月间,大名府魏村附近一个教堂遭受袭击的事件,也被怀疑是大刀会所为(《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第208页)。不管这些事件是否真的系大刀会所为,由此却可以看出大刀会已对当地产生了影响,促使当地的反教会斗争走向高潮。义和拳后来打出的“兴清灭洋”的口号,正是接受大刀会影响的明显结果。
  就在梅花拳改名义和拳之后,山东巡抚张汝梅访闻直隶、山东交界处有“新立义民会名目,四处传单于直、豫、苏各省,欲与洋教为难”(《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页)。经东昌知府洪用周与冠县知县曹倜的调查,所谓“义民会”,实即义和拳,也即梅花拳。山东地方官对义和拳的处理十分慎重。山东巡抚张汝梅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称:“直隶、山东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今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同上书,第15页)这里完全回避了历史上曾经受到统治阶级禁止的“义和拳”这一名称,而称其为名叫“义和”的乡团。奏折中还两次明确地称义民会“即义和团”。这是“义和团”这一名称的首次出现。山东地方官把义和拳称作“义和团”是具有深意的。1896年反教会的组织大刀会被官府镇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并没有得到平息,反而更加激化。山东地方官感到,民情已经扼抑太甚,如果再对义和拳等拳会采取镇压措施,难免激生变乱。所以主张采取怀柔政策,企图用为义和拳及其他拳会“正名”的方式,举办团练,以团练收编并控制这些组织。
  1898年5月30日,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照会总署,就梨园屯教案提出四条:一、将犯罪之首18名,限3日内全行拿获。或该犯逃走,须将家口扣留,产业入官。二、应赔偿教会银2万两。三、东昌府知府洪用周撤任。四、济东道吉灿升撤任,调前济东道张上达接替(《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114页)。由此,清政府加强了对当地反教事件的镇压,派出眼线多人,四处侦缉十八魁的行踪,先后抓获阎书芹的长兄阎书堂和十八魁骨干阎士和(又称阎四妮)。在这种情况下,赵三多、阎书芹等认为忍无可忍,决定举事。
  1898年10月25日,以赵三多、阎书芹为首的义和拳3000余人在威县蒋家庄马场聚集,他们头包帕首,足穿长靴,手持长矛或火铳,高举着书有“兴清灭洋”4个大字的旗帜,祭旗誓师,宣告举行反教会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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