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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8-01 10:29:28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3:35
  1897年11月14日,德帝国主义借口“巨野教案”,派兵强占了胶州湾;1898年3月6日,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胶澳租借条约》,取得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及开采沿线30华里内矿产等特权。1899年6月,更成立所谓“德华山东铁路公司”,承办胶济铁路修筑事宜。德国侵略者“未经照约另订合同章程,辄于即墨、胶州、高密等处查勘丈量,先行开办”。他们侵占了农民大量的赖以生存的土地,仅高密一县即“占去地十六顷六十六亩零七厘八毫”(《高密县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卷5,第2页)。筑路之始,德国人占用民田尚偿付一定地价,但均给价不足,更何况这点微薄的地价也“常常为中间人所干没”(《胶澳志》,民国十七年铅印本,卷1,第4页),致使农民白白失去土地。铁路所经之处,德国殖民者往往强逼农民“迁坟移舍”,起初也“偿以迁移费”。后为降低铁路造价,迁移费一减再减,以至“毁坟拆舍亦一文不与”(《清议报全编》,卷18)。德国铁路员工往往深入沿线内地调戏妇女,甚至发生闯入人家,强奸妇女,并杀害事主之事。德国殖民者网罗了一大批通事(翻译)、路员、差役、小工、中间人,其中一些人助纣为虐。中间人常常侵吞农民的地价和迁移费;通事尤其“私行诡诈”,为索人钱财,“或吓由房宅,或吓经坟墓,多方凌逼”(《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差役对公司不用之地、不迁之坟,不拆之屋,“指为必用”、“必迁必拆”,大肆勒索(《筹笔偶存》,第29页)。德国殖民者往往不顾民众反对,硬要在低洼地带抬高路基,破坏原有水利设施。广大民众要求提供足够的排水设施,“分段多开涵洞,以资宣泄”,德国铁路公司竟置之不理(《胶澳志》,卷1,第24页)。德国殖民者的野蛮行径,给高密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以至于“田庐皆归乌有,无饮食,无以栖止,父子兄弟流离道路,相转死于沟壑不知几人矣”(《清议报全编》卷18)。这就使高密人民在“隐忍不得”的情况下,高举起抗德大旗,以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以至铁锨、锄头、扁担等为武器,与德国殖民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实际上从殖民者踏上高密之日起就开始了。到1899年夏,终于形成了第一次高潮。这次抗德高潮主要发生在东乡姚哥庄、大吕庄等地。当时,德国殖民者在东乡勘路植标极为蛮横,明知毁人坟墓,向为民间大忌,却仍强行筑路,占地毁坟,以致许多农家坟墓被任意平毁,因而激起姚哥庄农民的反抗。1899年6月上旬,姚哥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拿起武器,与德国殖民者连续发生数次武装冲突。差不多同时,大吕庄一带群众也纷纷组织起来,将德人勘线之后所插路标全部拔除,并将路标当劈柴烧。德人见工程无法进行,乃派几个士兵带翻译到大吕庄查办,企图以恫吓手段,制止拔标事件的发生。消息传出,全村群众不约而同地操起大刀、长矛以至锨、锄之类农具,纷纷赶往德人住处,将他们围个水泄不通,并声言要放火烧死这些强盗,以平民愤。后经当地社长仪某及店主出面调解,德兵一行方得解围。6月28日,适逢大吕庄的集期,高密东乡各村有不少群众前往赶集。德公司小工们也有去赶集者,其中一插标小工在集上买鸡时,“瞥见年轻妇女肆行无理”,以致激起众怒,遂“群起殴辱”,再次拔去路标,并乘势围攻德国铁路公司姚哥庄分局(《筹笔偶存》,第30—34页)。驻局德国人束手无策,惶惶不可终日。德国人虽竭力抵抗,但仍有“工程师一名,被殴折足”(《格致益闻汇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正当广大群众向公司再度发起进攻时,高密知县葛之覃闻讯督率兵役,赶来弹压,软硬兼施,驱散群众,保护洋人回城。这次斗争使德国人在高密东乡的筑路公程一度停顿。
  驻高密德国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鼓动驻胶德督叶世克上校出兵高密,武力镇压抗德群众。6月22日,“性素骄横,遇华人尤为蛮悍无理”的叶世克,以“保护路务”为借口,派德兵二三百人星夜开往高密。6月24日,德军开进高密境,“首攻芝兰庄”,“杀伤村民百余人”(《胶澳志》卷1,第4—5页)。然后继续向前推进。堤东庄群众听说来了德兵,即在郝宝山等人组织领导下,挑选壮丁,在围墙上架好了大小土枪,并悬挂起团练局的红旗,严阵以待。当德兵逼近堤东庄时,群众纷纷操起大刀、长矛等武器,迅速布满围墙,在主动出击受挫后,又开放土枪、土炮还击。德军组织步兵、骑兵轮番冲锋,终于破围而入。在斗争中,堤东村群众先后有15人牺牲,数十人受伤。
  6月25日上午,德军进驻县城。同时,叶世克又向高密增派携带钢炮及快炮的德兵94人。德军预备长驻大吕庄,镇压群众反抗,保护当地路务,并要挟官府做出更大让步。德兵进城后,首先毁掉了城墙上的大炮,并在城东门轰伤两名无辜群众,继而又强行“借住书院,将书院所存书籍、桌凳悉数焚毁”,致“书院器物,毁失无存”,同时“又向城乡各团局、民舍搜查枪械”,致使“团局枪械,搜刮殆尽”(《筹笔偶存》第20、31、33、67—68页)。6月27日,德军又派出马队携带洋枪四出搜查军械,捕杀抗德群众。其中一支德军骑兵队伍,约计十数人,扑向刘戈庄。刘戈庄的群众与部分高密城前来避难的群众早有准备。他们挑选壮丁,购置枪械,加高加固了围墙,并在围墙上架好了土炮。德兵开至庄东,向村内发起攻击。双方相持许久,但德兵凭借其先进武器的威力,终于将围墙攻破。刘戈庄群众先后有5人被杀。
  德国殖民者的屠杀政策,并未吓倒英勇的高密人民,反而更加激起高密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继之而起的便是孙文领导的抗德斗争。
  孙文(1855—1900),高密西乡官亭人。平日为人急公好义,精明干练,在乡里很有威信。德国人在高密修筑铁路,沿途侵占民田,挖掘坟墓等暴行,使他义愤填膺,很早即“召集村众筹划抵抗之策,且以中国领土任外人摆布,尤所痛心”相号召,“众皆响应”(《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第95—96页)。于是濠里柳沟河西一带,南起葛家集,北到车辋的108个村的群众先后加入了斗争。附近大刀会、义和团组织也纷纷加入,力量更加壮大。1899年10月22日,孙文在绳家庄召开抗德群众大会,并选出了各村的首领,除与孙文一起领导斗争的李金榜(武生,绳家庄人)、孙成书外,还有耿家庄的徐元禄、徐元和,坊岭村的王廷干,毛家庄(即张家大庄)的张广福、杨克明、杨光与、刘效义,杨家庄的杨志敏、杨志瑞等。会上,孙文慷慨陈辞,当众宣誓:“有孙文便没有铁路,有铁路便没有孙文!”(《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76页)。他还与各村首领吃齐心酒,磕齐心头。会后,他们收集武器,并自行碾制火药。据载:当时,张家大庄等村各有大磨两三盘,昼夜碾制火药,每家各出破锅,击碎以代枪子。还派人四处发布揭露德寇暴行、号召共同抗德的“贴子”,在西起益都、东到即墨、北到平度、南达安丘的范围内张贴,进行鼓动宣传。他们很快得到附近州县民众的支持与响应。
  1900年元旦,孙文、李金榜率附近十余个村二三百群众“执旗抬炮”,拆毁县城附近梁家埠一带德国人窝棚5座,夺其财物,并欲焚毁德国人城外公司分局。到任未久的山东巡抚袁世凯闻讯大惊,一面飞饬莱州知府曹榕督饬季桂芬妥速解散,一面又令潍防全队开往高密弹压,随后又张贴《晓谕高密告示》,极尽欺骗、恫吓、瓦解之能事,说什么“无论如何吃亏,总不得聚众抗官,动与德公司为难,致贻巨衅,上误君国,下毁身家”(《筹笔偶存》,第68页)。抗德群众不为所动,仍要求将铁路改道,或豁免壕里一带各村钱粮。
  1月11日,当德国人在彭金山防营保护下在梁家埠一带继续开工筑路时,孙文、李金榜、孙成书在张家大庄集合了3000余名群众,各持枪械,兵分三路,再次到梁家埠一带示威,并“开枪拦阻”,拆毁了德国人筑路所用两座木架。筑路德国人被迫“撤队停工”,由彭金山保护回城。事后,袁世凯一再电令彭金山、季桂芬,“务婉劝德国公司,暂缓开工”,一面出告示宣称:“铁路应架桥梁,必不至壅水成灾;倘真成灾,本部堂必奏请豁免钱粮,并妥加抚恤,决不至使民失所,仰各安业。”
  抗德群众不肯相信,继续坚持斗争。德国人见清军“不肯抵击”,便以“调洋兵剿办”相威胁,迫使袁世凯在电饬登防分统、副将王来奎前往高密弹压的同时,又先后加派候补知府石祖芬、候补道姚钊驰往劝谕。季桂芬等人为“办理此案,下乡不计次数”,但抗德群众仍“久聚不散,又不肯具结了案”。1月20日,清廷降旨,要求袁世凯妥速办理,并分别首从惩治。21日、23日,袁世凯也连电曹榕、季桂芬、彭金山等人,要求“限出示三日内,聚众者立即解散,李金榜等进城具结……倘敢不遵,定即严拿重办,决不展限”;并重金悬赏捉拿孙文、李金榜等人。鉴于孙文等人并不容易抓到,曹榕、季桂芬等人又绞尽脑汁,施展诱捕的诡计。他们让高密县教谕单荫堂出面作保,答应将铁路改道北移,并声称:只要到城具结,既往不咎;同时又于27日密电袁世凯,报告诱捕之法:“孙、李等虽由绅议定,改道北徙数里,始允(进城具结)。诱其进城,相机办理。”对于官府的诱捕诡计,孙文等人也有所警惕,并于次日先派李金榜、孙成书等领4名代表进城试探,孙文则带领部分群众驻扎城外,以为声援。季桂芬、彭金山当晚逮捕了李金榜,使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官府的伪善面目。
  1月30日,从青岛德华铁路公司来的德国员工布仪司等4人,途经高密城赶赴潍县南流。曹榕、季桂芬等人鉴于高密西乡群众抗德情绪高涨,一再劝阻。2月1日,布仪司等人不听劝阻,遂由一哨清军护送西行。孙文等及抗德群众获悉,怀疑是将李金榜解赴济南,于是挑选百余人跟踪至丈岭。是夜二更,当王来奎一行护送德国员工刚在公司分局——南流教堂睡下时,孙文即率众赶来围住了教堂。布仪司等人骑马夺围而出,直奔潍县城而去。抗德群众在拦阻过程中刺伤一名德国人,最后又将该分局拆毁(《养寿园奏议辑要》,卷3)。这次斗争成为当时“对于德国工程的攻击”中使殖民者感到最可怕的一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3卷,第203页)。11日,东北乡群众数百人应濠里人之约南下,袭击了鲁家庙分局,捣毁了局内木器、家具及附近四五座窝棚。
  南流、鲁家庙两分局连遭袭击,使驻胶德督叶世克非常恼火,遂致电袁世凯施加压力,称:“高密乱民,胆敢将铁路各局次第拆毁,该弹压兵丁竟不往保护,本大臣殊出无策,须自设法保护,兹派兵队前往胶州驻扎。贵部院若不迅速设法严为弹压,则本大臣竟可另行酌办。”袁世凯一面责令登莱青道李希杰及烟防统领、汉中镇总兵孙金彪等驰赴高密,“迅速设法严为弹压,并赶紧查拿滋事之人”,一面以“该民等再四抢掠,办理久无头绪,殊为办事不力”为由,下令将曹榕记大过一次,彭金山、王来奎、季桂芬三人各记大过三次。
  2月13日,孙文又率抗德群众离开濠里,转赴东乡,趁夜谋抢芝兰庄分局并毁平铁路,结果遭到清军镇压,五六十人被捕。14日、19日,叶世克先后派兵二三百名进驻胶州,“相机而动”。袁世凯一面饬令将被捕群众分别惩治,一面又调派登防管带宿延庆率部开赴高密,并抽派武卫军马步五队供李希杰、孙金彪调遣。此后,曹榕、季桂芬等以军事为后盾,曾与城乡各绅六赴濠里,劝谕各村具结息事。结果,“自正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初二日(2月22日至3月2日)等日,濠里七十余庄,先后赴县具结,永不滋事。为首之孙成书亦随同具结”。3月初,清军下乡搜捕抗德群众,又在张家大庄逮捕5人,在姚家庄逮捕2人。至3月9日,一度停工的德国公司又“照旧开工”。
  3月中旬,濠里各村群众在孙文领导下,拟于3月14日晚至姚哥庄聚齐,拆毁高密城外分局并毁平高密境内铁路。由于内部有人告密,使斗争再遭挫折。当时,张家大庄及附近各庄群众分拨出发,“已走两起”,李希杰、孙金彪获报后,一面通知筑路德国人,使其有所准备,一面立即派王来奎率部前往弹压。结果,未出发的群众被清军袭击阻拦,已出发的群众又遭德军及清军夹击,抗德群众虽“执枪拿炮开放”,但已无济于事,因而伤亡、被捕者甚众,损失“抬炮、火枪十八杆,单刀、花枪二十件”(《筹笔偶存》,第173页),孙文及余众四散。
  嗣后,孙文于3月下旬潜回濠里,在各庄群众掩护下,继续从事抗德宣传,发动群众,准备再举。4月初,他还亲自潜至昌邑南乡,联络当地大刀会来高密支援,并确定了共同行动的计划。从此,昌南大刀会也由以前的“暗助”转为公开支援。4月7日,濠里各村民众积极置备枪炮,起来斗争。8日,西乡各寨民众到处宣传,声称初十、十一(即4月9、10日)“拆窝棚攻城”;同日,昌南大刀会千余人相继自太保庄、于家下洼等地开到绳家庄集结。9日,高、昌联合抗德武装数千人浩浩荡荡开出绳家庄。官府闻讯,派兵来阻。联合武装“放枪拒敌”,首先与彭金山部交火。战斗中,昌南大刀会1人受伤被俘。抗德武装为减少伤亡,遂又退回濠里。在以后两天里,联合武装又冒着重重阻力,先后将葛家集等处铁路窝棚焚毁。12日,联合武装又发动了对高密城外公司分局的袭击,抢去局内物件。据载:“(德国)沿路管工人,在南吕(即南流)者皆逃至潍县;在高密者皆逃至胶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08页)。德国筑路工程再次陷于停顿。袁世凯闻报,又委派山东按察使胡景桂驰往高密弹压。时值连日大雨,为不误农时,昌南大刀会于4月13日陆续撤回昌境。4月20日,胡景桂驰抵高密,袁世凯调派的各路清军也先后赶到。孙文在李玉树等人协助下,率众沿柳沟河堤设防。清军第一次来攻,民众鸣钟报警,群起杀敌,将清军击退。清军又组织第二次进攻,并出动了洋枪队,抗德群众英勇反击,虽杀伤一批清军,终因武器粗劣,伤亡惨重而失败。斗争失败后,孙文暂时隐藏在绳家庄。由于叛徒出卖,胡景桂于5月3日派兵包围了绳家庄、王家庄,将孙文、常传锡、李玉树等人一并逮捕。随后,铁路工程又得以开工。
  但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并没有结束。孙文被捕后,高密民众多次要求保释,官府蛮横不允。高密各地民众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斗争。6月28日,德国铁路总办锡乐巴由高密东关分局骑马东行,在张家埠曾遭群众袭击。当晚,锡乐巴宿于距城12里的鲁家庙分局。半夜,附近群众突然袭击了这个分局,抢去物件,放火烧去了7间草房。等清军赶到,群众已“逃逸无踪”。锡乐巴次日一早便偕众德员仓皇逃回胶州。在此稍前,西乡民众亦跃跃欲试。季桂芬等人“齐集绅士解散,一面婉劝公司停工”。到6月底,“两日之间,濠里啸聚,千百成群,驱逐小工,搜杀洋奴,动则施放枪炮,更欲劫夺孙文”(《筹笔偶存》,第348页)。7月1日,西乡民众在雷庄人雷步云带领下,在柳沟河畔截击因调防而过河的清军。民众“枪炮齐施”,杀伤一些清军。嗣因附近康家庄之勇往援,前后夹击,抗德群众被打散,雷步云等数人牺牲,另有10余人被捕。尽管如此,到7月2日,高密西乡各村民众3000余人又在五龙河一带会集,“冀围城劫夺孙文等”。胡景桂“见民气汹涌,势不可遏,遂于即日杀孙文”(民国《高密县志》卷1,第18页)。
  孙文牺牲后,高密人民“仍继其志,抗拒不懈”,或加入大刀会、义和团,或自发组织起来,继续从事抗德斗争。7月,县城一带义和团攻打教堂,迫使传教士“出境”(《汇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8月、9月间,高密不少村庄民众都设坛练武,如袁世凯所称,“拳匪充斥,会厂林立”,“愈聚愈多”。在这种情况下,官府又不得不“婉商该公司从缓兴修(铁路)”(《筹笔偶存》,第447、382页)。
  10月8日,驻胶德督叶世克电告袁世凯,要求在12日前将高密清军“全行从百里外界撤回”,德军将自行保护路务。于是,驻高密清军12、13日撤至丈岭,将高密拱手让于德军。16日,德军马、步、炮队200余人进驻高密城,“勒令铁路两旁廿里,濠里各村三十里村庄圩墙一律拆毁”。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沿线义和团与群众的普遍反抗。10月18日,德军“至验濠里各庄圩墙”,张庄、雷庄、辛庄、永丰4个村庄民奋起反抗,德军竟血腥屠杀群众10余人;20日,德军在东乡许村、鲁村、单屋、鲁庙四处抢劫,也遭到当地民众的英勇抗击(同上书,第596页)。22日,小股德军再往西乡李家营骚扰,群众在刘兆富等人领导下,关闭寨门,执枪严守,在反击中击毙德军小头目1名。德军强攻入寨,打死民众20余人,刘兆富也壮烈牺牲。嗣因附近克兰等村民众发炮遥击,德军始匆忙窜回县城。当夜,李家营及附近各村民众与克兰村抗德首领赵春山等商定,将民众全部移入克兰寨,共同防守。23日一早,大股德军由县城开赴克兰。克兰寨内民众率先发炮、开枪,德军随即开火,一炮轰开东寨门,随后更是枪炮齐发,弹如雨下,寨内民众先后死伤360余人。
  当时,杜家沙窝义和团与群众也掀起了抗德高潮。“克兰事件”后,李古鲁等人出面与附近郭家南直、刘家苓芝二村义和团及群众取得联系,订立攻守同盟,相约不交武器,不准德寇进村,继续加固围墙,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10月31日,一小股德军骑兵悄悄开往杜家沙窝,企图摸清当地义和团及抗德群众虚实,但很快被义和团发觉,德军一人一马被当场打死。次日拂晓,驻高密德军倾巢出动,大举进犯杜家沙窝,并选择村西北半华里之毛家庵作为进攻的据点。义和团组织群众列满围墙,分段守御,坚决抗击。当德军用马车拉炮弹至毛家庵并拥上去卸车时,把守西北角围墙的群众瞅准时机,枪炮齐施,其中一炮正中马车,炸死炸伤德军二三十人。德军恼羞成怒,从村北疯狂进犯。德军几次攻破围墙,均为义和团组织群众顶着门板、面板很快修好。德军多次冲到近前,亦被先后打退。血战至中午,村中房屋全部起火,德军终于破围进村。是役,杜家沙窝义和团与群众先后歼敌50余人,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个仅有90余户500多口人家的村庄,战死、被屠杀者达300余人,十余户被杀绝;另外,房屋被烧毁400余间,占全村98%以上,其他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并未吓倒英雄的高密人民,他们仍在继续从事抗德活动,斗争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据《高密县乡土志》载:直到1901年,高密南乡尤其是东南乡、西南乡仍有义和团“乘乱聚而滋扰”。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自1899年6月开始至1901年间失败,前后坚持了3年左右的时间,屡屡给德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迫使其筑路工程多次陷入停顿,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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