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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义和团起山东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8-01 10:28:36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3:35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震惊世界的波澜壮阔的农民反帝斗争。这场斗争首先兴起于山东省。义和团的兴起是甲午战争后一个持续数年的过程。义和团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名称,尽管各地义和团互不统属,很少有组织上的联系,但多数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义和团”这样一个类似于乡团的名称;二是它的宗旨和口号,多数都是以“兴清灭洋”、“扶清灭洋”、“保清灭洋”等等为宗旨;三是义和团扬言“刀枪不入”,有喝符念咒、降神附体等仪式,追求超自然的力量。在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过程中,这三个特点是逐步出现的,据此可以把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过程粗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期、正名期与完形期。
  义和团的雏形期,以大刀会的兴起、传播和早期斗争为标志。早在1894年,在山东的曹、濮和相邻的豫、皖、苏边界地区就出现了大刀会。大刀会以习练与传播金钟罩术(也称铁布衫法)为主要特点,有喝符念咒的仪式。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教习者声称,练成后“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刀枪不入”(《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统治阶级救国乏术的时候,金钟罩的这种“神术”,使不少下层群众以为是找到了抵御外敌的理想手段。而且,大刀会在传播过程中还提出了“兴华灭洋”的口号。于是群众纷纷加入,大刀会很快发展起来。1896年6月,大刀会在江苏砀山,山东曹、单等县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斗争受到清政府的镇压。曹、单大刀会的一些主要首领刘士端、曹得礼、彭桂林、尤金生等被清政府处死。但大刀会的斗争并没有停止。1897年7月前后,在苏豫边界的铜山、丰县、虞城等地,大刀会都发动过较大规模的斗争。1897年11月1日,一些大刀会成员在山东省巨野县张家庄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酿成中外交涉重案,德国借为口实,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大刀会的“匪”名愈加坐实,致使它们有的改变名称以求发展,有的向山东其他地区和直隶东南部扩展。
  义和团的正名期可以山东冠县及相邻的直隶威县的义和拳的反教斗争为标志。义和拳也叫梅花拳,是一种以强身健体、保卫身家为目的的习拳演武的组织。义和拳开始参加反教会斗争,与冠县梨园屯教案有关。梨园屯教案起因于该村民、教双方争夺地基的纠纷,自1873年起,由民、教互控发展到集团对抗,20多年一直没有间断。1897年春,梨园屯“十八魁”首领阎书芹邀请梅花拳首领赵三多率众到该村“亮拳”示威,义和拳才开始介入反教会斗争。此举受到教会的指控,享有在华天主教护教权的法国也一再要求清政府对义和拳进行追究和查处。这迫使义和拳于1898年春天再次聚集,并使矛盾不断激化。当时正值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后,广大农民群众的反帝怒潮空前高涨,并对清政府对外妥协的态度十分不满。山东地方官感到,民情已经遏抑太甚,如果再对义和拳等拳会采取镇压措施,难免激发变乱,所以在给清廷的奏报中称:“直隶、山东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今年复沿用义和名目。远近传讹,以义和为义民,遂指为新立之会,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也就是把义和拳称为“义和团”。他们企图用这种为义和拳正名的方式,举办团练,以团练收编并控制这些组织。此后,担任了山东巡抚的毓贤多次把义和拳、大刀会一类组织称为“义和团”。所以,义和团的名称就是来自于义和拳。山东地方官的怀柔政策并未能阻止群众反帝爱国斗争的崛起。1898年10月25日,以赵三多、阎书芹为首的义和拳终于在冠县蒋家庄马场祭旗起义。他们的旗帜上大书特书“兴清灭洋”四个大字。
  义和团的完形期,可以山东西北部地区神拳的反教会、反压制斗争为标志。神拳传播的地区以茌平、长清、高唐、平原为中心,南及东阿、平阴、肥城等地,西、北达山东西北边境并影响到直隶省的部分地区。
  神拳全称为金钟罩神拳,它的兴起与大刀会的传播有关。文献记载说:“义和拳之滥觞,始名金钟罩,盖洋枪肇兴,为匪者以为利器,以曹属为甚,民莫能御,而能左道邪术者即名金钟罩……”“因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闭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茌平县志》卷11,1935年铅印本)。早在甲午战争以后,大刀会在茌平、长清、齐河等县就有传播。茌平县胡屯乡的薛安庆老人说,1894年那里就有了大刀会,是从西南方向传来的(《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24页)。长清、齐河的一些老人则说是在光绪二十一、二十二年(1895年至1896年)就有了大刀会(同上书,第85—86页)。大刀会在鲁西北地区传播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更为群众喜欢接受的形式。大刀会“刀枪不入”、“可避枪炮”的“神术”,迎合了甲午战争后人们追寻御侮方法的社会心理。迷信神力的“金钟罩热”刺激起了当地的巫风。巫本来是一种职业,通常打着为人“治病”、“禳灾”的幌子,以表演“降神附体”等形式骗人钱财。有的巫者在一种催眠状态下练拳,也会做出一些引人入胜的表演。这就是所谓“神拳”。茌平等地盛行习拳练武之风,拳种很多,仅城南后张庄村就有“昆阳拳、青令拳、颜合拳、大红拳、小红拳、王虎索阳拳”等6种(同上书,第91页)。巫而习拳,又以降神附体附会金钟罩的请神练气,打着金钟罩的旗号辗转传授,于是金钟罩也就变了样。农村群众这时表现了空前的历史创造性,各种俚俗小说、神怪故事、会门迷信中可以被利用的思想材料全都被发掘出来。群众开始使用“金钟罩神拳”这一名字来称呼过去称之为“大刀会”的东西,继而简称为“神拳”。大刀会当时已被官府当作“匪类”严行禁止,而且大刀会的名称远不如“金钟罩神拳”更能显示出一种神力的作用。
  在神拳的发展中,涌现出了一批以朱红灯、心诚和尚为代表的领袖人物。
  朱红灯本名朱逢明,乳名小朱子,山东泗水县人。粗识文字,懂得一些医道。1898年朱红灯因避水灾,从泅水来到长清县大李庄(今属齐河县)他舅舅刘亭水家,以卖药行医为生。在朱红灯来此之前,长清县就兴起了大刀会和神拳,并出现了“兴清灭洋”、“拿洋教,保江山”的口号(廖一中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大李庄的群众也跟着本村的李开全学习神拳。特别是到了1898年,黄河决堤,洪水泛滥,农田被淹,造成粮价飞涨,民不聊生。加之西方教会在当地的传播,群众把灾荒产生的原因归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洋教的盛行,因而纷纷学习神拳,期望能以此驱除洋教。朱红灯这时也拜师习拳,继而设场授徒,积极发展神拳的组织。大李庄的李会献、吕官屯的李潼关、梁官屯的关东岭、后朱楼的朱启明和赵官镇的李延起都先后与朱红灯取得联系,在各庄成立神拳组织。朱红灯往来于邻近各乡宣传发动,参加神拳的群众越来越多,朱红灯的声势不断壮大。
  1898年6月,朱红灯率领拳民攻打长清县徐家楼、马官屯、瞿庄的教堂,同时抢了柴家洼关正清、前庄孙重兰两个地主家,斗争了后燕村村管事地主刘重生,分粮分衣。辛店屯地主王洪骆组织了36个庄的民团向朱红灯的神拳队伍进行反扑,朱红灯率队伍转移到茌平一带活动。茌平“地属通衢”,为南北“往来之冲”,境内“教堂林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2期,第83页)。全县规模较大的教堂有14处,其中以张庄教堂、马家沙窝教堂、吴官屯教堂、八里庄教堂、三十里铺教堂为最大。这些教堂勾结官府,霸占民田民房,横行乡里,欺压群众。天主教在茌平的总堂张庄教堂,抢占该村民田300余亩,藏有大批枪支弹药,雇佣了30多名护堂的打手。这激起了当地群众对教会的愤恨,“茌平等县民人因教民欺压平民,众情不服,遂多学习神拳,希图抵制洋教”(《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8页)。始则一二处秘密学习,继则遍及村庄,纷纷设场,出现了全县“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的形势。朱红灯1899年2月来到茌平城东南的五里庄,联络该村拳首刘太清,以五里庄为基地,广泛联络附近地区的神拳组织。随着斗争的展开,茌平各地的拳会逐渐形成两大片。一片以五里庄、马家沙窝为中心,包括吴官屯、赵石庄、双庙、张官屯、陈沙窝、杜沙窝、张庄、郝庄、冯庄、马家坊、城关、林庄、葛庄、田庄、大柳庄、周庄、王家桥等村庄,由朱红灯、刘太清领导。另一片以茌平、高唐交界处的琉璃寺为中心,包括后杨庄、王屯、范庄、郝庄、三里堂、梁庄、王相庄、史庄、白宫屯、马庄、冯官屯、业官屯、徐庙、王莫庄、望鲁店、王官屯等十几个村庄。心诚和尚和王立言是这里的主要首领。心诚即本明,俗名杨照顺,又名杨顺添,籍隶高唐,自幼因病不愈,许给五龙寺当和尚,后又转到禹城丁家寺。甲午战后,在丁家寺设场习拳。朱红灯与心诚和尚领导的拳会彼此连成一片,互相声援,并与高唐、平原、平阴等地的拳会联络。
  1899年3月,毓贤任山东巡抚。毓贤在山东充当地方官20多年,尤其是德国强占胶州湾后,目睹洋人的横行和教会势力的猖獗,越来越感受到外国的侵略是清朝统治的主要威胁,从而在思想感情上日益“恶教民”和“仇外洋”。在他看来,拳会反教的原因是“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而办理教案的人多畏洋人,不能公平办理,所以“平民受教民欺辱无可控诉,柔弱者甘心忍受,刚强者激而思逞”,从而得出结论说:“与教民为难,非得已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31页)。1898年他任按察使时,为处理冠县义和拳的反教事件,就曾建议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汝梅将义和拳称为义和团。任山东巡抚后,他坚持了这一立场,继续把义和拳和各种拳会说成是乡团、义和团。毓贤采取的这一政策,对于反教团体来说无疑是一种鼓舞。所以到了1899年7—8月间,神拳出现了空前壮大的局面。当时报纸记载山东反教会的斗争情况说:“自(1899年)下半年来,济、东、泰、武、临四府一州之教民,亦复多被骚扰。计平原、禹城、长清、临邑、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县、高唐、恩县、平阴、阳信、邱县十余州教民之被蹂躏者,计三百村约二三千家”(《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页)。从所列地名来看,这些斗争基本上是发生在神拳传播的地区。他们中还流传着这样的宣传口号:“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诚心用功,可以避刀剑,可以避枪炮,上奉太后密旨,下遵毓贤命令,兴大清,灭洋教”(同上书,第7页)。在这些斗争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是以朱红灯为首的平原起事。
  平原县也是民、教矛盾十分尖锐的地区。1898年前后,平原县持续发生灾荒,“连年歉收,贫民无所得食,而教民恃教士之势,借教士之财,高抬粮价,囤积居奇”(《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9页)。教会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激起了当地群众普遍的愤恨。1899年3—4月间,平原境内也兴起了神拳,于是,平原县的反教会斗争也此起彼伏,很快蔓延开来。
  平原县神拳,有的称大刀会,有的称义和神拳,系由茌平、高唐等地传来,属朱红灯一系。与恩县相邻的北堤和杠子李庄传播较早,首领有北堤的张泽和杠子李庄的李长水、杨传文等人。
自1898年5月开始,张泽、李长水等人就在北堤、小魏庄等处打教会。李长水等还到陵县开展过打教会斗争。新任知县蒋楷见神拳呈烈火燎原之势,于是禀请严禁。署任按察使吉灿升、济南知府卢昌诒都指示“如禀示禁”,但山东巡抚毓贤直到8月间才作出模棱两可的批示。中秋节前后,平原县的反教会斗争掀起高潮,其中董路口、辛庄、杠子李庄的斗争最为激烈。李长水所在的杠子李庄,有一户教民地主,叫李金榜,向与李长水不睦,加入洋教后,依靠外国神父趾高气扬,平时待人刻薄,穷人向他借债,要付二三分利息,还不起钱粮要以财产顶债。李长水于是带领拳民抢了李金榜的家,并冲击了当地教堂。李金榜与教民控告到县衙。蒋楷派捕役陈德和等协同县勇前往杠子李庄抓人。当时李长水等正聚集拳众演习武艺,勇役上前捕拿,该村教民也帮助勇役抓人,李长水率众抗拒。由于清军防营马队正在附近巡查,李长水不敢恋战,拳民邱被子、杜曰魁、李岭、李进宝、朱德顺、李兴业等6人被勇役拘捕。几天后,勇役又勾结防营马队,到杠子李庄查封了李长水、杨传文的家产。李长水素与茌平、高唐神拳有联系,于是赶赴茌平琉璃寺,请朱红灯派队援助。10月初,朱红灯组织茌平、长清、高唐等地的神拳队伍前往平原,心诚和尚留在茌平“以为后劲”。
  朱红灯到杠子李庄后,立即传帖邀聚平原各地义和团群众。几天之内,从茌平、高唐、蒙阴、曹州各地来汇聚的神拳、大刀会会众达到五六百人(一说一千余人)。拳众扎棚为营,杠子李庄四周密密麻麻住满了各地赶来的拳民。他们手持刀矛枪械,打出“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大旗,要求平原县衙门将在押人犯一律释放,交出捕拿拳民并向李长水勒索钱财的捕头陈德和,供给饷费,否则“不肯干休”,“将教民杀尽”(《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1、13页)。有证据表明,朱红灯这时已把义和神拳改称“义和团”。平原县令蒋楷害怕事情越闹越大,一面与高唐州令李恩祥、清军高唐营官都司约定会合防剿,一面迫不及待地于10月11日带领勇役数十名,亲往杠子李庄弹压。
  蒋楷带队到杠子李庄后,团民列队抵抗。朱红灯戴大红风帽,穿红裤;头目都手执两面红旗,刀枪武器也都缠绕着红布作为装饰。捕头陈德和向蒋楷建议:“宜开枪以示威,当可即时败散”(《万国公报》,卷132)。蒋楷从其言。义和团民见蒋楷公然开枪,于是擂动战鼓,奋起反击。他们采用“四人为一圈,轮伏轮起,轮进轮退”的阵法,与县勇捕役交战,砍伤勇役2人,蒋楷大败而退,惟恐逃之不及,放弃所乘官轿,乘上陈德和的快马逃回县城。
  杠子李庄之役后,蒋楷立即禀请山东巡抚毓贤派兵弹压。毓贤此前一再批示蒋楷,处理民、教不和要“持平”、“公允”,不能“概指平民为匪,动辄言剿”,“总以开导解散为主”(《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6—13页)。接到蒋楷禀报后,虽对其激成变乱不满,但只得派济南知府卢昌诒和管带亲军营补用知府袁世敦率领骑兵两哨、勇役数十人前往弹压。朱红灯得知清军来到平原县城的消息后,愤而在李炉庄等附近地区连续攻打教会数日。为了不与清军遭遇,朱红灯决定西渡马颊河,到恩县攻打刘王庄和庞庄的教堂。
  卢昌诒根据毓贤要“开导弹压,不准孟浪生事”的指示,到平原后为缓解民愤,把遭陈德和逮捕的6名团民释放,又将陈德和收押,并于10月17日派人前往杠子李庄进行劝散。但这时朱红灯已离村西去。袁世敦于是带队追赶,卢昌诒、蒋楷随后。
  义和团驻扎森罗殿,清军派人来要求“议抚”,朱红灯严词拒绝,声称:“若再相逼,自失颜面,勿怨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59页)。18日凌晨,袁世敦逼近森罗殿,分三路包抄义和团:右路向西,直达马颊河大堤的官堤口;中路直冲森罗殿;右路向东南方向,过庄顶子,再向西包抄。朱红灯决定背水一战,先使人向袁世敦下战书,然后集中兵力向袁军中路发起攻击。义和团多于清军两三倍,人多势众,男猛异常,当即杀死清兵3人,伤10余人。清军败退。袁世敦气得捶胸顿足,气急败坏地大叫:“今日不活矣!捕一土匪而挫辱至此,复何面目见人乎!”(同上书,第341页)。袁世敦一面将清军重新调整为五圆阵,一面急催平原县马队往助。袁军补充力量、重整旗鼓后,再次与义和团接仗,恩县马队在得知消息后也赶来增援。在清军的夹击下,义和团受到一些损失,在此情况下,朱红灯率队西渡马颊河,准备组织新的战斗。毓贤把平原义和团抗官的事件归咎于蒋楷和袁世敦,认为蒋楷不能公平处理民、教纠纷,下乡弹压时又纵役诈财、妄拿平民激成众怒,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奏请将蒋楷革职,将袁世敦撤去统带,发交袁世凯随营历练,以观后效。
  文献记载说:“己亥夏,平原匪与官军开战,各有死伤。东抚毓贤不惩匪徒,反将地方官参革,故拳势炽张,托词于‘扶清灭洋’,纠合东直两省匪类及贫民之湖(餬)口无资者,广为羽翼”(李杕:《拳祸记》上,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5年版,第39页)。当然,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毓贤的政策。平原事件之后,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不仅在山东,而且在直隶,都迅速发展起来。
  平原举事之后,朱红灯率领义和团队伍回到茌平。接着,朱红灯和心诚和尚、徐登第、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在禹城丁家寺集会,商议下一步的灭洋斗争。从11月4日开始,朱红灯、心诚等率义和团队伍分头在禹城县苗家林,长清县李家庄、郑家营,茌平县的张官屯,博平县各处惩治“屡次欺侮民人”的教民,烧毁其房屋,抢得衣物、车辆、牲畜、银钱,有的教民被杀。11月15日,义和团首领徐大香率团民二十几人,经过茌平县大张庄村外。大张庄建有一座教堂,是天主教设在茌平县的总堂。教堂内置备了枪支弹药,雇有护堂保镖多人,还有清军在教堂的周围进行保护。该庄教会见义和团人少,于是赶出村来向义和团“开枪追捕”。义和团“拼死拒敌”,附近团民也闻讯赶来,教民大败,当场被击毙2人,其余仓皇逃入教堂。义和团又围攻教堂,乘势放火,教堂内本有火药,所以数十间洋房一时间化为灰烬。教民的房屋也有数十间被烧。
  此后,义和团在山东西北部频繁展开斗争。他们多数采取分散斗争的形式,各自“群聚一方,州县官闻讯前来,辄已闻风匿迹;迨官吏甫去,旋又麇集,左支右绌,几成以逸待劳之形”(《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87页)。毓贤为稳定统治秩序,除对义和团进行开导,严查保甲,整顿团练,企图以团练的形式收编义和团外,又派出济东道吉灿升与东字正军统领马金叙,率领清军前往山东西北部各地保护教堂,镇压义和团的斗争。朱红灯所率义和团发生内讧,朱本人于11月17日在博平县花园寺被打伤,旋于11月21日被马金叙抓获。23日,马金叙又在高唐县后杨庄逮捕了心诚和尚。1个月后,这两位义和团的重要首领在济南被杀害。
  朱红灯、心诚和尚等虽被杀害,但义和团斗争的星星之火,却已成燎原之势,很快就在北部中国烧起了震惊世界的熊熊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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