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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光绪初年山东大旱灾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7-17 11:13:58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3:27

  清光绪初年,华北的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大旱灾。这次大旱从1876年持续到1879年,波及苏北、皖北、甘肃等地,死亡人数达1000多万,其时间之长、地区之广、饥民之众、死亡人数之多,前所未有。灾情在1877年、1878年发展到巅峰,这两年按旧历干支纪年分属丁丑、戊寅年,故时人称此次大旱灾为“丁戊奇荒”。“丁戊奇荒”中,山东最早发生旱情,受灾严重,出现了“道殣相望”、“赤地千里”、“草木皆枯”等令人怵目惊心的惨状。


一、灾情

  近代以来,山东旱情不断。从1840年至1874年,在全省107个州县中,受灾50个州县以上的大旱发生了3次,受灾20—49个州县的中旱发生了10次。“丁戊奇荒”于1875年在山东即见端倪。当年,全省38个州县被旱。在该年秋冬干旱的基础上,1876年,山东除胶东的招远、黄县、蓬莱、栖霞、即墨、荣成及鲁南的泗水、蒙阴、沂水、郯城等10个县未成灾之外,97个州县出现大旱,其中青州、临朐、寿光、潍县、安丘一带灾情最重。1877年,旱情仍未结束,鲁北、鲁中、鲁南63个州县被旱。直到1878年,山东旱情才逐渐减轻。“丁戊奇荒”是山东近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连年大旱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整个山东成为一座人间地狱。
  伴随旱灾而来的是农田失收、粮食短缺、粮价上涨。据当时《申报》报道,青州府自从1875年8月以前有几处得雨外,此后再无一处有雨,小麦难以播种,民间储蓄渐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烟台天气干旱特甚,“但见油然之云并无沛然之雨”,田尽龟坼,以致锄犁不能开垦,小麦收获无望。德州一带,除高梁、棉花高2寸多之外,所有麦田颗粒无收。田地里一眼望去,遍是黄土。泰安庄稼仅得半收,小麦又未能播种,人民生活无着。1876年,以山东全省收成而论,不到三分,嗷嗷待食者不下二三百万人。农田失收,粮食生产减少,粮价自然随之急剧高涨。山东遇旱后,大米每斤涨至16文至20文不等,小麦、小米涨价更多。1877年,临朐县1斗高高粱为1100文,寿光为1800文;阳谷和莘县1斗米卖900文,范县卖4000文(何汉威:《光绪初年华北的大旱灾》,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二),第29页。)在泰安,1斤豆饼卖大钱24文,1斤果饼卖大钱18文,花生果叶2斤卖大钱7文(《万国公报》第452卷,1877年8月18日)。从总体看,粮价比平时涨了三四倍。
  大旱之年,如此高昂的粮价一般农民难以承受。为了支付不断增长的粮价,人们只好变卖家产,换钱买粮。富有之家取衣服、首饰典当,贫苦农民则以农具换钱,以致当铺内横七竖八尽是耙、锄、耒、耜等工具。耕牛也被农民卖掉或杀死充饥,以致本有四五十头耕牛的村庄,最后只剩两头驴子。桑树本是山东养蚕丝织业的根本,在荒年,也被农民砍去换钱。等这一切卖尽,饥民开始将门窗、梁檩拆劈卖柴餬口,临朐房屋拆毁者达1/2。平日所种土地也被变卖尽绝。由于变卖家产的人越来越多,而粮食短缺的现象并未改善,致使变卖的产业价值日趋下降,甚至无人间津。据当时亲历灾区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记载,灾区的田地,即使只索原值的1/3,也很难找到买主。在部分地区,每亩土地原价50元至100元,此时仅值2.5元。即便如此,若能卖出,也是幸事,否则,虽有地百亩,全家也将为饿殍。至于器皿之类,仅以原值的1/3左右而出卖;至于衣服,最初当铺愿意出价500文作为抵押,到后来只值100文。近城的村落每间屋拆下大约可卖1500文,离城稍远者仅得半价,所得的钱不够10多天的花费。
  由于变卖产业所得越来越少,不足以购买高价的粮食,于是草根、树皮、禾秆、白土等,均被饥民当作充饥之物。青州一带,高梁均已食尽,灾民每日所食者为米糠、麦麸、树皮、草根、草籽等,甚至有将屋顶所盖之高梁根、树叶取下充饥者。还有以山上酥石充饥者,其枯槁之状惨不忍睹。临朐高崖镇一带,百姓每日所食不过是树叶、草根、树皮等物,如得山芋一枚,已称美品。泰安府有食花生叶、树叶者,食糠稗及草种者已觉美逾粱肉。烟台黄县,灾民为充饥,将石膏拌入小米而食。在乐陵,饥民将杨柳芽与高粱碾匀拌食。
  即便如此,灾区人民还是食不果腹,他们纷纷卖儿鬻女,以求生存。济南府天主教堂内时有灾民请求将子女代为收养,否则,愿置之死地。在临朐,一传教士一日之内即见有女子12人被人买走。1877年,泰安卖出的子女数目,即达万人;临朐县所售出的子女数目,已有10余万人。据官方记载,山东一省子女出售者已有10余万口,以致各村只有男子,女子只剩一二老媪,孩童亦难找到。
  当在本地无法活命时,大量饥民开始外出逃荒。他们不惜抛弃家园,逃至产粮较多的地区谋生,以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当时,东北奉锦一带土地肥沃,人烟稀少,有可耕之地,再加上山东、奉锦仅一海之隔,乘船一日可至,因此,闯关东对山东灾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据《申报》报道,山东人逃往奉锦一带的,难以计数。一天中到达牛庄者就达8000多人,至其他码头者尚源源不绝。此外,山东灾民逃往天津者25000人,逃往济南者七八千人,还有逃至江南一带者。在山东临朐各村庄,人们迁徙流离,已达十分之四。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东而投奔他乡者已有300万人。
  即使想尽了种种办法,山东饥民还是没有摆脱死亡的威胁。据传教士李提摩太统计,在益都、临朐两县,灾情最严重的张家台,有30家,饿死20人,卖出10人;李家庄有50家,饿死、卖出、逃外者103人;姜家楼有三四十家,饿死47人;黄家庄50余家,饿死12人,逃出10家;江家泉子40余家,饿死52人,卖出2人;宿家庄100家,饿死110人;孙家庄五十余家,拆屋30间;两县庄50家,饿死21人;河团50余家,饿死22人,逃出20家;杨家集60余家,饿死31人,逃出15家;安家庄110家,饿死55人,卖出2人;卜家庄50家,饿死22人,卖出21人;董家庄130家,饿死105人,逃出50家(《万国公报》第434卷,1877年4月14日)。泰安城山羊庄原有居民70余家,至1877年春,仅有两家尚存,其他均成荒地。在济南,饿死15000人。在烟台,饿毙者以千百计。就全省而论,饿死不下50万人(《申报》,1877年4月28日)。
  在各地旱魃为虐的同时,1877年5月间,寿光、乐安两县连遭冰雹,平地积厚四五寸至尺余不等,大者如盆,小者如杯,庄稼受损严重。同年8月、9月,烟台、青州、寿光、乐陵一带发生蝗灾,田中庄稼均受害,灾民有因此而轻生自尽者。大灾又总是同大疫相连。1877年5月间,山东疾疫流行。青州一带各村染病者居十分之一,贫苦之家染病固然较多,小康之家亦未能幸免。济南城内、乡间,一月之内因疾病和饥饿而死者达万人。烟台、乐陵等地染病者亦难以计数。


二、赈济

  “丁戊奇荒”发生后,赈济活动随即展开。除官赈外,由民间发起和组织的义赈也开始出现,并且在赈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官赈

  旱灾发生后,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安抚灾民。1876年,清政府谕令山东巡抚,对灾民加以赈恤,毋使流离失所。1876年1月29日,清政府发布上谕,缓征邹平、齐河、禹城、长清、东阿、滨、峄、汶上、寿张、菏泽、濮、范、朝城、博平等33个州县及东昌、济宁、临清三卫的地租杂课。8月29日,蠲缓长山、范、濮、益都、乐安、昌乐、临朐、安丘、禹城、朝城、潍县等11个州县的地租杂课。12月20日,蠲缓郓城、濮县、潍县、沾化、范县、临朐、寿张等74个州县和东昌、德州、济宁三卫的旧欠赋税。1877年2月15日,缓征历城、邹平、济阳、定陶、临清、益都等52个州县的新赋税和租课各项。8月30日,缓征阳信、蒲台、博兴等7个县的赋税。11月22日,蠲缓79个州县的赋税。
  清政府为赈济山东受灾最重之地,拨赈银43000两,并令山东当局派员设厂施粥,认真经营、妥为筹划。益都官办赈局有9处,各局相隔二三十里,一局大约有饥民6000人,每日发给每个饥民的小米合钱10文。临朐县官办赈局10处,相隔20里至50里,每人每日发给小米粉3.5两。昌乐县官办赈局有8处,5天发放一次。乐安县官办赈局4处。
  1876年6月5日,山东巡抚丁宝桢上奏清廷,指出山东赈粮不足,粮价日增,欲招邻省米麦杂粮商贩前来售粮,以补山东之不足。并请求在商贩经过关卡时,免抽厘税,清政府应允。丁宝桢还在东海关动用银33534两,派遣人员到奉天购买杂粮、谷米4625石,运往山东灾区作为赈粮。又派人往直隶宁津、河间及奉天牛庄一带采买荞麦620余石,作为种子,发给民间播种。文格继任山东巡抚后,筹银92000两,以12000两先行买米,以便于在省城及德州等处设粥厂,余下的80000两,派人往奉天买粮,由水路运回,备青黄不接之需。
  此外,山东当局还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帮助灾民度过荒年。1876年,巡抚丁宝桢应曹州知州恩奎要求,拨库银10000两,在曹州修护城堤一道。既可以保护城身,使流离失所的灾民有所栖止,又可以使饥民有工可做,以安定人心,消除事端。丁宝桢还从运库拨银13000余两,招集饥民修筑利津县富国盐场的灶坝;拨银6000两,疏浚潍县海口。

  (二)义赈

  “丁戊奇荒”发生后,民间义赈随之兴起。中国士绅、外国传教士等利用当时的报纸,详细报道灾情,发动人们捐资助赈,对灾荒的赈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各地士绅为山东灾情的严重所震惊,他们纷纷捐资助赈,或劝捐施赈。国内知名士绅胡光墉捐输山东赈银2000两,白米500担,制银3100串,新棉衣3000件(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2,第87页)。士绅唐景星为山东饥民劝捐,2个月筹赈银30000两,衣服万件。在益都,当地富绅捐银20000两,并派为人正派者在各交通要道设厂8处施粥,每处领粥人5000至8000人不等。在济南,官绅捐资在郊外搭棚施粥,报名领粥者22,000余名。在潍县,5家较富者捐银18000两赈济灾民。至1877年8月,由汇丰银行汇寄山东的国内捐款如下:上海13,083两有零、汉口274两有零、九江3两有零、宜昌22两有零、芜湖100两整、厦门766两有零、福州759两有零、汕头707两有零、淡水159两有零、宁波1678两有零(《万国公报》第450卷,1877年8月4日)。
  山东是传教士较多的省份之一,他们亲身经历了这次灾荒,并积极投入赈灾工作之中。传教士的施赈以散发赈银为主。在青州一带传教的李提摩太至1877年7月共收赈银13835两,先后分赈益都、临朐、昌乐、潍县等4个县饥民2万余人,每人每日给钱20文,每5日一发,由各庄公正人代领。烟台一教士收赈银7620多两,于光绪三年正月二十六日(1877年3月10日)自烟台起程赴青州高崖附近放赈。每到一村,先访查极贫困人家,编名成册,每人每日发给大钱10文,5日一发,由各村公举一人至期领钱。开始,领赈者仅高崖邻近村庄,人数约3000名。至4月间,受赈人数增至32539人,383个村庄(《申报》,1877年7月5日)。另有教士倪维思在安丘、临朐、昌乐三县接界的平原、高崖、蒋塔、双山、河盘阳5处施赈,方法与前相似。在泰安,传教士募银3000两进行赈济。除散发赈银外,收养饥饿幼孩是传教士赈灾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李提摩太在益都、临朐二县收养无父母亲族依靠的幼孩400多名。一烟台教士在青州府亦收养幼孩多名,待灾情将过,交还其亲族,无依靠者10名,带回烟台。
  除此之外,上海洋商因山东灾荒筹银数千,汉口洋商筹银843两。日本横滨捐银2547两、神户1181两,长崎384两。新加坡捐银7344两。伦敦捐银347两。这些赈济活动虽然成效有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荒所造成的危害(《万国公报》第450卷,1877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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