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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
日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省情网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07-08-01 16:27:27 更新时间:2017-09-19 12:54:48

  “治安强化运动”全称为“治安强化民众运动”,简称“治强运动”,是在华北日军操纵和控制下,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发起,在华北地区推行的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为一体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自1941年3月起至1942年冬止,共推行了五次。
  自1938年底起,日军就开始在华北推行“治安肃正运动”,欲使华北成为支撑其侵华战争的基地。“治安肃正运动”虽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日伪统治区,建立了一套伪机构,但并未达到日军满意的结果,抗日武装仍越来越活跃地驰骋在华北大地上。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发动了连续三个阶段的“百团大战”。同时,在城市里,暗杀、爆炸等抗日活动也时有发生。1940年11月底,在华北日军严密控制下的北平竟发生了方面军参谋白天被暗杀事件。这一系列情况,使日军感到了治安不稳的威胁。日军一方面将主要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加强了对八路军及其根据地的“扫荡”;另一方面也开始寻求加强治安的特别措施、办法。为此,华北日军提出了“有重点地和统一地发挥日、华、军、官、民的总体力量”的要求,并明确说明:“在采取措施时,必须统筹军、官、民的总体力量,并将其集中于重要地点,而本年度尤须注意引导华方机关使之主动、积极地进行工作,进而使之在协力治安工作的同时,并促进农村自治工作全面稳步地开展,领导他们自动地为剿共工作做出贡献。”这期间,在西方战局的影响下,日本也开始酝酿在东方扩大战争,并向驻华北日军提出了巩固日军战争基地——华北占领区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适应日军的要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决定利用该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的时机,在辖区内,对军、政、会各机关及全体民众进行总动员,展开大规模的“治安强化民众运动”,配合日军加强华北治安工作。3月20日,汉奸王揖唐发出布告,强调:“没有巩固的治安,就谈不到安居乐业,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赖友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可见,“治安强化运动”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日军的意图,这也正是这一运动的主旨和性质。山东伪政权的推行活动同样如此。
  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自1941年3月30日起至4月3日止,为期5天。实施目标是:“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加强扩大民众组织”;“剿灭扰乱治安分子”。具体内容是: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建立反共自卫团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制发“良民证”、身份证、旅行证,扩大整理治安军等,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华条约内容。伪山东省公署为发动这一运动,颁发了各道、市、县、区推进“治安强化运动”实施及宣传计划方案并命令执行。为制造声势,3月26日,山东伪政权还举办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演讲会。但由于时间短,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没有取得大的效果。
  日军是发动“治安强化运动”的实际操纵者。早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发起之前,1941年2月15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科就编制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包括方针、实施要领、宣传实施要项等详细内容,其中明确规定,各地方机关要与“各该地区的日军协商制订本运动的工作计划”,并“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经与日军各部协商,得延长或缩短”。这就是说,运动的主动权并不在名义发起者的伪政权手中。该计划还对运动内容作了详细规定,罗列了剔抉、破坏共产组织,训练行政机关职员,扩大实行保甲制度的地区,统一实行户口调查,扩充及训练自卫团,进行警备演习,传达情报,修筑道路、城墙、电线杆、壕沟、桥梁等,以及扩充和加强合作社,扩大训练青少年团、妇女会、劳工协会等项目;还要求通过演讲、电影、图片、宣传画、广播、演剧及小册子等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华条约的内容等。如此种种,涉及到了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日军的意图是要把这种运动当作长期的活动。于是便有了随后四次运动的开展。
  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自1941年7月7日起至9月8日止,历时两个月。为推进治安,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地区作了“治安地区”(即日伪稳定控制区,约占10%)、“准治安地区”(即敌我双方均能进入的地区,亦称抗日游击区,约占80%)、“未治安地区”(即日伪势力不能进入的抗日根据地,约占10%)的划分,并提出了使“治安地区”达到70%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为达到此目的,日军在进行军事“扫荡”的同时,推动伪政权实施了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这次运动的方针是,“铲除新生华北唯一的毒瘤——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团体,使民众得到安居乐业的幸福”;运动的重点是,加强乡村民众的自卫组织,“实行剿共,巩固治安”。
  伪山东省公署为推动此次“治安强化运动”,于7月11日召开了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讨论会,决定开展“兴亚运动周”;18日,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促进委员会暂行办法》;成立运动专门指导机构。7月20日至23日,伪省长唐仰杜与济南特务机关长、省公署顾问西田畊一等赴莱潍道、青州道先后巡视了潍县、昌邑、安丘、昌乐、益都、寿光、临朐等县,召开民众大会,发表演讲。8月14日,伪省公署又召开了“治安强化运动”座谈会。另外,还编印了《山东省治安强化运动特刊》,作为研究、指导“治安强化运动”的理论宣传性刊物。这次运动由于时间长、涉及面广,对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活动造成了一定困难。
  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自1941年11月1日起至12月25日止,历时1个月又25天。重点转向经济战,意图是,在进行灵活的军事行动的同时,断然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战,即彻底进行封锁和切断,使一切物资不能运到抗日根据地去;同时,积极确保能够获得的物资(包括从抗日根据地方面获得的物资),并实行合理配给,建立华北经济自给自足体制。显然,这是与前两次相配合的,欲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封锁、削弱抗日根据地,并有着“以战养战”的目的。
  伪山东省公署为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展了以下活动:
  一是建立专门机构,积极组织指导。1941年10月24日,伪省公署颁布了《山东省各级治安强化运动本部组织暂行办法》,要求成立专门领导机构。11月1日,伪省公署将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成立的“山东省治安强化运动促进委员会”改组为“山东省治安强化运动本部”,由省长兼任本部长,秘书长及各厅厅长兼任委员,作为全省“治安强化运动”的领导和指导机构。至11月上旬,各道、市、县“治安强化运动”本部亦先后组成,秉省本部之命,领导各地的“治安强化运动”。为加强组织指导,伪省公署还多次召开各种会议、恳谈会,颁发实施要领、实施方案,遣派民政、建设、教育、警务各厅厅长分赴各道、县督察指导等。为推动这次运动,全省动用经费达洋15万元,由“华北政务委员会”补助项开支(伪山东省公署历年财政入不敷出,故“华北政务委员会”有补助款)。
  二是建立封锁区,加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封锁区主要有两个:一个以鲁南山区为中心,涉及莒县、沂水、日照、诸城、安丘、昌乐、益都、莱芜、新泰、蒙阴、临沂、费县、博山、临朐14个县,其中莒县、沂水、日照3个县为全封锁,其他县为部分封锁;另一个设于鲁北之无棣、沾化、利津3个县。在封锁区内,沿抗日根据地周边构筑了经济封锁遮断壕,在封锁线上设置经济检问检索所,编制经济检问检索别动队,日夜巡逻,依据伪省公署颁发的《防止物资流入匪区要领及事务处理办法》,对来往车辆、行人实行严格搜查。
  三是伪警备部队联合出动,随同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伪政权在《山东省公署三十年治安·治安强化运动·粮食·经济报告书》中,对伪警备队的活动作了以下记录:自1941年11月3日至12月25日,各道、县警备部队联合进攻根据地计269次,交战126次,毙“匪”1158名,伤“匪”1180名,俘虏431名,收抚639名,掳获轻机枪5挺、其他各色枪1562支、土炮1004门、各色子弹5152粒又2箱、手榴弹749枚、军用铁铣500把、刺刀33柄、银元5箱约1000斤、钞票37.4元、毛边纸币3万元、马112匹、牛骡驴160头、自行车5辆、杂粮60万斤又6小车、各种物资20车、棉花600斤、军衣被服179件、鞋袜500双、兵器制造修理器1车、裁缝机3架、铅印及石印机共11架、石炭1500斤,其他旗帜与手榴弹柄及一般零星杂件不计其数。这种所谓“讨伐”,实是大抢劫。
  四是强化保甲制度,组织自卫团指导班,负责巡回指导各乡镇自卫团训练,并随时举行假定村自卫团防御本村战备演习。
  另外,各级伪组织还利用传单、标语、报纸、广播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共宣传,配合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
  对于日伪的活动,抗日根据地军民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封锁斗争。但是,由于日伪有前两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基础,在组织、发动及方法的运用上更加老练、狠毒,且紧紧抓住了经济封锁,并与军事、政治进攻相结合,多头并行,多手并用,扩大了活动层面和深度,这次运动仍然给根据地军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粮食歉收,自1941年起,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时期。
  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自1942年3月30日起至6月结束,历时两个多月。1941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由于作战范围的扩大,进一步暴露出兵力和国力不堪负担的问题。为支撑战争,日本提出了把中国特别是华北“建成大东亚战争基地”的要求。为此,华北日军一方面继续推行其“治安肃正”,对“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分别推行“清乡”、“蚕食”、“扫荡”政策,以确保华北;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华北资源的开发和掠夺。为适应日军的需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成立2周年纪念日之际,发起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以“解放东亚、自卫剿共、增产节约”为目标,以“新民会”为实践运动的核心力量,促进伪警备队的积极行动,推动民众的组织化、武装训练和保甲训练等。
  伪山东省公署为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改组了省“治安强化运动”本部,加强了领导力量,将本部成员分成四个班分赴各道、县巡视指导,训令各道、市、县、区及省立各级学校改春假为“治安强化运动周”,不得循例放假。为解决因连年灾荒、山东粮食短缺的困难,成立了省、道、县“粮食增产实行委员会”。运动期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于5月28日亲来济南,督导推进山东的“治安强化运动”。实际上,“治安强化运动”推行以来,迄未表现出明显效果,王揖唐周游各地,不过是为其喽罗们鼓气而已。山东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结束于6月中下旬,重点放在推进保甲制度和粮食增产方面。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自1942年10月8日起至12月10日结束,为期两个月。由于日军对资源的大肆掠夺,农业生产长时间徘徊于困境,造成了华北物价的上涨,致民众生活困苦。因此,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提出了四个口号:“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产党,进行思想肃正”;“确保农业生产,降低物价”;“改善生活,安定民生”。运动重点放在配合军事行动,开展民众运动和“灭共”方面,要求并进行军、官、会、民总动员,“以促进华北的建设工作”。为指导此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6月设立了“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总本部”,并在各省设立常设支部,作为运动的领导机构。
  伪山东省公署自8、9月间就开始准备这次“治安强化运动”。9月8日,伪省公署省政会议通过《山东省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要领暨宣传要领》。10月8日,伪省公署召开了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及保卫东亚纪念各机关大会,正式发起此次运动。伪省公署组织9个班分赴各道、县巡视指导,推进运动的开展。这期间,山东日军第十二军于9月27日至10月5日发动了东平湖西“剿共”作战(即“リ”号作战);于10月10日至20日、10月27日至11月11日分别“扫荡”了鲁中、鲁南抗日根据地;从11月19日开始对山东半岛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扫荡”(即第三次鲁东作战,又称“と”号作战)。同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日伪军更加残酷的“扫荡”、“蚕食”,进一步加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困难。1942年,日伪在全省增设据点1200余个,冀鲁豫边、泰山区每8里一个,鲁南平均12里一个,“各区大致均在缩小分割中”。冀鲁边区、清河区几乎全部变为游击区或伪化;鲁南区抱犊崮东南基本区被压缩到仅剩下十几个村庄,出现了“南北十几里,东西一条线”的状况;胶东南海区的基本区被“蚕食”得只剩下平(度)南4个村庄和莱(阳)东13个村庄。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缩至4.2万平方公里,人口减到730万,八路军武装减到不足10万人,根据地内生活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军民生活用品匮乏,极端困苦。
  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结束后,日伪虽然声称以后还要继续进行,但由于日伪统治的趋于弱化和日伪统治区人民的反抗斗争及抗日根据地军民的顽强反封锁、反“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1943年以后,抗日根据地逐渐度过困难的时期,打开了新的斗争局面,故日伪再没能发动起此类运动。1943年8月至10月间,伪政权虽亦曾组织过“华北新建设运动”,但几无效果可言。
  日伪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前后近两年时间,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规模不断扩大。在手段上,烧杀、虏掠、欺骗、利诱,强迫“集家并村”,广修封锁沟与碉堡,分割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等,无所不用其极,制造了众多惨案,危害极大,是日军侵略山东罪行的一个重要方面。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于支撑日伪在山东的统治起到了恶劣的作用。可以说,这期间,是日伪统治山东的高峰期,伪政权扩展到了全省105县的102县,控制的联络村达69%、保甲村达55%、纳税村达68%。由此也造成了山东抗日斗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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