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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的视角对甲午战争的反思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黄建华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6-11-30 13:50:04 更新时间:2016-11-30 13:50:04



(提要)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以史为鉴,重新反思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历史,总结教训,对比分析,甲午战争的胜败,当属国家发展战略的成败,具体说,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接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从而坚定今日改革的必要性,惩治腐败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实施的保障,为发展提供安全的发展环境,保卫发展的成果,同时吸收发展的成果,提高安全的效果。

遏制中国是把“双刃剑”,遏制中国和平发展,首先牺牲的是本国的和平发展,军事竞争牺牲经济发展的外部和平环境,牺牲掉了内部经济的发展力量,中国和平发展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遏制中国是“损人八百,自损一千”的蠢事。富国必须强兵,强兵才能卫国。用孙子的思维方式:国家的安全,也就是“人民安全”,“国民安全”,有关生死存亡国之大事,务必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把“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比作一个木桶,“人民安全”国之大事则好比是木桶中的水。这就要求我们,把现实中存在的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整体观念来认识,把分散于各种安全理论和安全观中的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的各种现实问题,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才能更清晰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思想,把握大势,应对挑战,走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之路。

 

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当代国家的最根本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发展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因此,国家大战略也就由国家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构成。“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

 

一、       回顾历史 反思大清在国家发展与安全战略上失败的教训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是发生在19世纪末甲午年(光绪二十年,即1984年)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995年)间,中日之间的十数次海陆战斗而形成的一次局部战争。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战后双方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赔款,中国清政府因此背负沉重外债,国力日趋衰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本因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国力军力迅速强盛,并逐渐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之路。甲午之年,重新反思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总结甲午战争惨败的教训,对理解和提高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日本“蕞尔小邦”, 远离国土,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泱泱大国,逼得大清王朝投降割地赔款。有政治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有军事的原因等。关系到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诸方面。但归结起来,当属国家发展战略的成败,具体说来,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

19世纪末,随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大部分土地都被分割完毕,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一面要求重新分割殖民地,一面与老牌殖民国一起争先恐后地侵略扩张。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对中国侵略的步伐相对放缓,中国的“洋务运动”这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就在大清政府略感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 “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维新派政治家吉田松荫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日本,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此时的大清实施了以洋务运动为内容的国家发展战略。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日本成功进行了明治维新,建立新政,充实国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弃不合时宜之思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的口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倍遭顽固派非议阻挠,其进程艰难曲折。“修铁路会让庄稼不长、鸡不下蛋,办电报则电气会冲撞地脉、惊扰祖宗……”(南晨 甲午战争,我们为何败给了日本 文史博览2014.4)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虽学习西方之经验,但只学其皮表,未触实质。而慈禧太后于国家安全而不顾,竟将建军之大量军费挪用,作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之用款。1880年起,日本全力扩充军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1887年3月,正当中国准备挪用海军购舰专款之际,日皇谕令从皇室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相当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作为购舰用费。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以及舰艇总排水量7.2万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由此可见,大清帝国首先败在国体政体上,甲午之战,其实是对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改革成败的比较,是新兴资本主义和没落的封建社会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墨守常经不谙通变”,甲午之败败在国家发展战略上。

(二)海防、国防建设,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谋攻篇》)自认为“天朝王国”的大清,只知日本是“蕞尔小邦”;日本不仅绘成了大清国防“详图”,还以此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沈葆祯、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器械弹药经费。

日本战时大本营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打败清军,压迫清政府屈服。认为能否达此目标,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为此,提出了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一部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海军则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迅速夺取黄海制海权。尔后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海军取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便由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如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如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并以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反观清朝方面,战前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从战略规划方面,日本就已经拔了头筹。

从海战方面来讲,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王朝的腐朽,执政者的昏聩,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不知战,不能战,不想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帝国的政治腐败是甲午之败根源

(三)我们应该牢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家之私事放在全民族利益之上,为维护小集团利益在国家危难之时缩头缩脚,不敢打不敢拚,其结果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下场是惨遭失败,老本赔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安全体系。政治安全的溃败,势必影响到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方方面面,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他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因此大借外债,致使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允许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的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大他们侵略领土的欲望。对朝鲜而言,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朝鲜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被日本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引发了1904年日俄战争。对远东局势来说,《马关条约》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自家篱笆墙扎不紧,就会有野狗钻进来,一旦有野狗钻进来,就要勇敢地把它打出去,而不能期望与其争食吃的野狗咬出去。反思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就是要痛定思痛,通过审视历史,提高对当前改革开放必要性、科学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把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杜绝甲午耻辱再现。

二、解读当今 展望未来 深刻领会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中国和平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本来是一件好事,可好事也会对原有的经济格局造成冲击,有冲击也就会有反冲击,势必给发展与安全带来影响。当前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期,国家安全工作进入敏感期。就国内而言,新一轮改革大幕拉开,社会转型期矛盾容易诱发各类群体性事件,敌对势力趁机渗透颠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难度倍增。“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蠢蠢欲动,伺机制造暴恐破坏活动。极端天气、重大天灾、重大疫情频发,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就国际而言,大国综合国力竞争水涨船高,围绕地缘、经济、软实力、“全球公地”(网络、海洋、太空、极地)等的战略博弈更趋激烈。周边安全环境尤为严峻,美国重点转向亚太,着力利用中国与一些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着力扶持日本、菲律宾等,大搞“以邻制华”、“以邻扰华”。日本顽固坚持右倾化,极力争当军事与政治大国,菲律宾更是“挟美自重”。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外利益加速拓展,安全风险与日俱增。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存在于任何事物之中,事物发展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有矛盾、有问题是正常现象,有矛盾、有问题不可怕,化解了矛盾、解决了问题,事物就发展了、就前进了。一是解决矛盾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发展中产生的矛盾问题在发展中解决。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是推动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在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合作,实现双赢。中国的海外利益,我们要学会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利用国际规则,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来维护。如何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避免战争,我们可以借助古人的知慧来解决当今的问题,如古人在《孙子兵法》中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遏制中国是把“双刃剑”,遏制中国和平发展,首先牺牲的是本国的和平发展,军事竞争牺牲经济发展的外部和平环境,牺牲掉了内部经济的发展力量,中国和平发展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遏制中国是“损人八百,自损一千”的蠢事,何“利”之有,不合于利而止。大家如何实现“不战而全胜”,制止此事的发生,这就需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像阿拉伯民间故事《渔夫与魔鬼》中的渔夫那样,把那些战犯及为战犯招魂的战争狂人装进瓶子,封上锡纸,扔进深海,让他们永世不得出来祸害人间。三是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中国需要和平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依托世界和平,针对那些要吃“唐僧肉”的妖魔鬼怪,只有师傅的“阿弥佛陀”不行,还要靠大师兄的“金箍棒”。“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如何奋起“千钧棒”,就未来军队、武器、战场三方面谈一点粗浅认识

(一)未来的军队并不仅限于穿军装的正规军。提高部队指战员军事素质,体现“将孰有能”、“士卒孰练”以人为本的军事人才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中为将帅人才的选拔列出了具体条件,这些具体条件应为部队指战员培养的重要内容。军事人才的培养除军事院校外,还要利用社会高校包括国外的高校、科研机构等等。兵者,国之大事也,“兵”者不一定就在军队里,齐国稷下学宫在长达150余年里,学宫人数曾过千,这些学者,为齐国的称霸功不可没。齐欲出兵攻打鲁国,孔子高足子贡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其学者、儒生的“战斗力”乃军队所不及。现今各类孙子文化研究组织或社团,作为国家社会智囊,已成为军队地方建设的智力开发基地。如山东孙子研究会,在弘扬兵学文化,推进两岸发展方面,同样也是功不可没。上兵伐谋,什么是“上兵”,为齐出谋划策的稷下学者是,救鲁之危的子贡是。此处,我们引用美国的兰德公司一例,兰德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朝鲜战争前夕,兰德公司组织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并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中国将出兵朝鲜”。当时,兰德公司欲以500万美元将研究报告转让给五角大楼。但美国军界高层对兰德的报告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新中国无论人力财力都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然而,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却被兰德准确言中。这一事件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对兰德公司刮目相看,战后,五角大楼花200万收购了这份过期的报告。我们国内的孙子研究会等社团也应该向国外的兰德公司、罗马俱乐部、野村综合研究所等学习,进行国情和世情研究,知己知彼,为国际事务中提供智力支撑。在计算机网络、卫星等新技术不断出现的今天,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还要注意吸收不穿军装的社会科技人才,在国防建设中发挥其聪明才智。做到“兵众孰强”“士卒孰练”,就要注重军地两用人才培养,使那些穿军装的年轻人这部队这个大学校里,学军事、学经济、学科学、学知识,使之成为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有战斗力的军队。“在军为将,在朝为相”。高素质的人才,是军队建设之本,是地方建设之本,是综合国力发展之本。黄埔军校,是近代中国闻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闻名的指挥官,战时的指挥官战后成为了国家领导人。美国西点军事学院,不仅培养了威廉•特库赛•谢尔曼,托马斯•杰克逊等将军,还培养出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两位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受部队教育的良好政治素质,雷厉风行工作作风受到地方欢迎,成为国家干部重要来源。现今军队转业干部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在部队受教育多年,具有良好军事素质,对这些干部的安排使用,可有效密切军地联系,有利于战时的动员,是寓战斗力于民的举措。战时,武器可采集购买,兵员也可迅速组织,唯有军事干部是买不来,短时间也培养不来的。因此,要把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军队干部的转业安排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一项长期战略来实施。

(二)未来的武器并不仅限于火枪大炮。提高军事、科技水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更是战斗力。《孙子兵法》“五经”、“七事”中所提到的天时地利,我们要辩证认识。天时,即寒暑风霜等气候条件;地利,即远近险易等地形条件,这些是客观自然条件,可是如何利用却是由人们的主观因素所决定的。其利用程度既受人们主观条件的影响,也由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所决定。昔日,赤壁之战,利用浓雾,巧借东风,火烧连船。如是。今日,卫星天眼,导弹突袭,大海山川,天堑不险。如此。骑兵的马刀再锋利也砍不开坦克的铁甲,坦克的大炮威力再大也打不着“无人轰炸机”,落后就会挨打,落后就会挨炸,必须不断提高军事科学技术水平,才能适应未来战争,使之立于不败之地。网络战,未见面,按按键,胜负已决也。来犯之敌如“机器人”,刀枪不入,打不死,炸不烂,如破解其技术要害,掌握其技术要领,一指就可使其瘫痪,如改变程序,让其反戈一击,则更妙,关键是要想抓住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要想打败强敌就要比强敌人更强。同时,气象、通讯、运输等地方行业部门,也是战时战地及其军队运输后勤保障的重要依靠。和平时期,军工企业,在保障军队所需的前题下,要利用军工技术、设施开发民用产品,支援地方建设,在与地方企业合作竞争中,不断汲收先进管理经验、技术,从而推进军工产品的升级换代。保障军队装备的先进性,占得有利条件,“天地孰得”,为未来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

(三)未来的战场并不仅限于作战的阵地。提高政治、经济影响力,体现“主孰有道” “法令孰行”和谐发展之路。昔者,姜太公在文化上推行“因其俗,简其礼”;在经济上,推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在政治上,推行“尊贤上功”。成为春秋首霸。今日,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上下同欲,富国强兵之道。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昔者,长勺之战,鲁国靠什么与齐国抗衡?小恩小惠不计;祭品神明不计;唯“民间狱讼必准情度理”,确是“百姓愿与齐军决一胜负”的条件。不信神灵信人事,不求其上者特殊照顾,而求其公正、公平、公道。此乃古今不变之理。今天,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个人意志而改变。上下一致,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富国强兵,上下同欲,则外敌不敢侮。从而,提高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

总之,富国必须强兵,强兵才能卫国。用孙子的思维方式:国家的安全,也就是“人民安全”,“国民安全”,有关生死存亡国之大事,务必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把“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比作一个木桶,“人民安全”国之大事则好比是木桶中的水。这就要求我们,把现实中存在的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整体观念来认识,把分散于各种安全理论和安全观中的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的各种现实问题,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才能更清晰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思想,把握大势,应对挑战,走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之路,为全球经济发展与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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