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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岁月存证 为无名将士留名
来源:山东省情网 作者:鲁 兵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4-08-05 08:42:01 更新时间:2015-04-07 11:16:23

(图1 苏受锷照片)
 

  苏受锷(1917~1978),山东省日照安东卫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3月加入共产党。先后担任八路军129师赵支队指导员,政治部组织干事,新三旅七团总支书记,教七旅二十团组织股长,旅教导队政委,分区教导大队政委,二十团政治主任,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军区随校教育科长,政治大队政委,十七军直属政治处主任等,在冀鲁豫地区参加主要战斗近二十次,多次荣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苏受锷先后担任安顺军分区后勤处政委、干部部副部长、安顺军分区副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哲学教授、学术研究处处长、学员队队长等职。逝前任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
  以上这段文字,是根据查找到的有关史料整理出的苏受锷的基本情况。而当我们翻遍日照市所有的党史资料,包括《岚山志(1840—2004)》收录的人物编、革命烈士英名录,几乎都没有查到苏受锷的任何信息。唯一的记载是在1983年临沂地委党史委员会出版的《中共日照党史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
  革命烈士范景蘧(1891—1944),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奎山街道傅疃村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日照县委书记。……1938年1月24日,他亲自带领苏授锷、申论典、牟敦义等十余名青年经新安镇(新沂)去延安。途中,因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盘费耗尽,在西安相继分散。范景蘧只身返回日照。
  这仅有的记载却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苏受锷去了哪里?七十多年过去了,在家乡的党史中,至今仍然没有查到他的名字。沿着仅存的线索,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试图剥开一层层未知的谜团,为那些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贡献的无名将士留名,为他们经历过的历史岁月存证。



(图2苏受锷照片)
 

  来到日照安东卫,我们找到了苏受锷的侄子苏贻文,一位退休的中学校长。据他说,当年苏家是日照地下党的堡垒户,范景璩、赵明德等负责人经常出入苏家,为支援抗日,苏家将仅有的土地卖了30块大洋,提供盘缠,支持苏受锷及日照党组织负责人范景蘧等人奔赴延安,后来再也没有了消息。也曾经有一些传说:抗战期间,打滕县的时候见过他,骑着大洋马,挎着盒子枪,还带着警卫员;有人说,打洛阳的时候见过他;还有人说,解放大西南,渡江战役时,他牺牲了。这些传言让家人牵挂不安,苏受锷到底还在不在?自从走后连封家书也没捎回来。
  十四年后,到了1952年初,家中收到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签字,由西南军区政治部颁发的第0236468号革命军人证明书,上面写道:“苏受锷同志系1938年参加我军,现在贵州安顺军分区政治部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迟到的消息让苏家真是悲喜交集。当年家里为保护地下党组织,支援抗日倾尽家产。土改复查时家境已是败落,苏受锷走后下落不明,只因个别干部一句话,就被从“中农”划成了“地主”成份。终于知道苏受锷是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的下落,但苏家已成了“阶级敌人”,以致牵累家族几代。


(图3 革命军人证明书正、反面)
 

  侥幸的是老家的亲属提供了部分遗物,是苏受锷去世三十多年后,他的子女寄回来老家的。其中有他亲笔手迹的材料和几张照片,文字虽然陈旧潦草,但却是解开苏受锷离家之谜至关重要的材料。我们从中了解到苏受锷从家乡山东日照县到山西陵川县参加八路军一段经历。
  1937年底,苏受锷跟随范景蘧到延安去,历尽艰辛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因范景蘧的组织关系没有接上,因而办事处不往延安介绍,并叫他很快回本地去等接组织关系。苏受锷当时是一个青年学生,办事处的同志动员他报考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是一所抗日进步的学校,苏受锷参加八路心切,当即报名被分配到“民大”二分校,校址在山西侯马,校长是李公朴,教务长是杨献珍。1938年1月,晋南八路军办事处派苏受锷等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到五十三军进行抗日宣传争取友军抗战工作,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朱瑞、唐天际接见了他们,讲明抗战形势以及当前争取友军抗战的重大意义。
他们来到五十三军军部,受到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接见,表示欢迎。后来他们四个同学离开五十三军,在山西陵川县平城镇投奔了八路军游击干部学校,受训半月被分配到八路军陵川县游击队做扩军工作。后来改变为八路军独立游击支队(支队司令员赵基梅,政委谭辅仁),1940年春天随八路军115师344旅到冀鲁豫军区。
  这份“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真实完整的说清了苏受锷从家乡到山西陵川县参加八路军的全过程。除此之外,还有一份苏受锷1952年左右填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履历书草稿表》,一份去世后的悼词底稿。



(图4 干部履历表、交待材料复印件)

  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八路军八年抗战历史的大型专题纪念馆,我们查到了有关苏受锷的又一信息,1945年8月的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中记载:苏受锷担任第5军分区(原第10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一职。这也印证了苏受锷在《干部履历书草稿表》里填写的内容。
  由于时代久远,苏受锷生前单位几经变迁,我们联系不到他的子女,和北京军区联系,也因苏受锷去世多年,没能查到他的档案。而在家乡亲属的记忆中,童年时代的苏受锷,聪慧好学,刻苦勤奋;在济南齐光中学期间接受革命思想熏陶,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面临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满腔热血,义无反顾,投奔革命;从苏受锷挂满军功章的照片上,让我们看到了他英勇骁战的身影和战火中的青春轨迹;从履历草稿表的记录里,让我们感受到他追随刘邓大军挥师太行,浴血冀鲁豫,驰骋大西南的倥偬岁月。有熟悉的人提供线索,文革中苏受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参加军管,担任负责人,冒着危险保护科学家、保护老干部,特别是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国防科研资料……。这些都向我们昭示了一位铁血男儿精忠报国的戎马征程。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从只身走出日照安东卫的那天起,苏受锷再也没有回过家乡。而仅存的这些珍贵的材料已足以说明一切。我们相信苏受锷终究会被记入日照市的史册,家乡人民不会忘记他。

  附一

  关于我如何从家乡山东日照县到山西陵川县参加八路军一段历史情况的补充交代如下:

  1937年底,我报着参加革命,参加八路军的愿望(当时我的家乡还没有八路军),跟随范景蘧(他是我家乡的小学教员,共产党员,是“七七”事变后被释放出狱的)到延安去,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因范景渠的组织关系没有接上,因而办事处不往延安介绍,并叫他很快回本地去等接组织关系。我当时是一个普通群众青年学生,办事处的同志说,你可以报考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当时西安、郑州等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都有招生处),那个学校也是抗日的,进步的,山西也是抗日的前线。
  范景蘧立即回家,我即报考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当时的想法是,山西八路军很多,只要能到山西抗日前线,参加八路军就不难了。我被分配到“民大”二分校,校址在山西侯马,校长是李公朴,教务长是杨献珍。到“民大”时间很短,尚未开学,1938年1月,当时我们连的连长(名字记不清了,记得是四川人,当时看样子像个老红军,大家问他是不是老八路军,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找我谈话。晋南八路军办事处要“民大”找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到五十三军(东北军从河北退到山西时,当时还称为友军)进行抗日宣传争取友军工作,并鼓励我能担负这个任务,当时自己的思想一方面有些怕,因为自己是刚刚离开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那能担负这样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感到光荣,认为是八路军办事处交给的任务。记得当时我们的连长还一再找我谈,像你们这样的青年学生去做这个工作很合适。
  当时就由校部的一个教员(姓阁,名字记不起来了)带领从“民大”选出的一些学生(大约有二、三十个人),到了离“民大”不远的一个山镇(镇名记不起来了,记得是山西杨城县管),当时有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朱瑞、唐天际接见,都给我们讲了话,朱瑞还给我们作了两天报告,讲抗战形势以及为何争取友军抗战工作。朱瑞讲话很生动,唐天际的话不好懂,他们都是穿的八路军衣服,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很亲热,我们都想留在八路军办事处,朱瑞一再和我们做工作,当前争取友军抗战的重大意义。学习了几天之后,即到五十三军,他们军部也住在这个镇上,当时因为统一战线的关系,去的名目还是用“民大”的名目,(是叫宣传队还是叫战地工作团记不太清了)。
  到了五十三军军部,是由副官处接待,记得并有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接见,表示欢迎,很快就分到团上去了,在团上也是同团的副官在一起。部队人员大部分都是东北人,战士们的抗日情绪还是很高的。听说原来国民党派去的政训机关,一打起仗都留到黄河以南大后方去了。我们到部队后根本没有人管,工作也不知道怎样做,只是做些群众抗日宣传,写写抗日标语等,工作无法进行,部队混乱的很,很苦恼,没有几天的时间,就想法离开这里,部队到达山西陵川县,我们看到有八路军游击干部学校招生的广告,这个学校就在陵川县平城镇,我们有四个同学(这四个同学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因在一块时间太短,只记得有一个姓何的,是山东汶上县人,还有两个是陕西人)决心离开五十三军,在这里投奔了八路军游击干部学校。(时间大概在1938年2月间,校长是赵基梅,解放战争时期是大别山江汉军区司令员,后病故。)当时在这个学校只受训半月即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八路军陵川县游击队做扩军工作,以后当排长,指导员,队长陈智能,副队长张玉山,(姓何的同学分配到附近平顺县,那两个同志分配到哪里记不清了)不久因得神经病离队住院,我即担负指导员的工作。后来这个地区的许多游击队改变为八路军独立游击支队(支队司令员赵基梅,政委谭辅仁),1940年春天随八路军115师344旅到冀鲁豫军区,赵谭支队改变为三旅(旅长韩先楚,政委谭辅仁,赵基梅调太行山学习),现将记着的,后来在一起工作或又见过面的同志名单提出作为组织上了解我这段历史情况的线索。
  范景蘧(已病故)的女儿小范(名字记不着了),是工程兵陈士渠司令员的爱人,现在工程兵工作。
  蒋 准(是从“民大”一起到五十三军去工作的,现在工程兵工作)
  樊戴舟(原是八路军游击干部学校的工作人员,现在贵州军区工作)
  袁质钦(当时是赵支队的组织科长,前几年听说在上海港务局工作)
  陈智能,张玉山(是当时八路军陵川县游击队的正副队长,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 ,分别已三十年了,现不知在何处)
  以上交代的材料,如有不清之处,望组织上指出,我再继续交代。

  苏受锷

1969、6、25



  附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后勤部悼念苏受锷同志

(草稿)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我们的革命战友,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苏受锷同志。苏受锷同志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夜间因病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苏受锷同志是山东省日照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我军,一九三八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后,历任指导员、组织干事、组织股长、旅教导队政委、团政治处主任、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晋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政治大队政委、军分区后勤处政委、军分区副政委、政治学院哲学教授会教员、学术研究处处长、学员队队长等职务。
  苏受锷同志光荣地为党、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早在中学时期,他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对于阶级压迫、帝国主义的侵略深切痛恨,积极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多次参加我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爱国学生运动。
  一九三八年,在日寇大举进犯我国,国民党不战而退的民族危机关头,他毅然投身到党的怀抱,参加了八路军。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革命意志坚定,作战勇敢,工作积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骄不躁,工作兢兢业业,努力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中,他积极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长期在地方支左,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为人民立了新功。
  在党的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他坚持拥护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积极参加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他衷心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执行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一系列战略决策。
  苏受锷有良好的组织观念,能自觉的服从组织,尊重领导,团结同志;他作风民主,关心同志,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不居功,不骄傲;他生活艰苦朴素,不利用职权为个人谋私利,保持了一个革命老同志的优良品德。
  近几年来,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血压有时高达200以上,他以顽强的革命意志与疾病作斗争,他经常关心党的事业,长期带病工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体现了一个老同志忘我的革命精神。
  苏受锷为革命事业奋斗了四十多年,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党员,是我们军队的一位好干部。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死是党的一个损失。
  苏受锷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沉痛地悼念苏受锷同志,要学习他坚定的革命精神,优良的革命品德,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和新时期的总任务,抓纲治国、抓纲治军,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搞好后勤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苏受锷同志永垂不朽!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





  侧记:

为了苏妈妈的嘱托

鲁兵
 

  敲开临沂市农业局离休干部苏贻欣的家门,迎面走来的是一位满头银发、慈祥和睦的老人,她就是苏妈妈。老家是日照市安东卫,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但仍然天天读报,关心国家大事。她小心翼翼地交给我们一张发了黄的旧照,虽年代已久,保存的仍十分完好。照片上的中年人一身戎装,胸前戴满军功章和一个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牌,器宇轩昂,神采奕奕。苏妈妈告诉我,这位军人就是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她的二叔苏受锷,话语间充满了敬重和怀念。 但从1938年苏受锷投奔延安起,苏妈妈就再也没有见过二叔,希望能够帮助查清有关情况,还叔叔一个“正名”,我在用心听她讲述发生在70多年前的故事。


(图,苏受锷照)
 

回忆二叔苏受锷

  苏妈妈幼年家境比较宽裕,祖父、父亲、叔叔都以读书、教书、经商为业,从祖上分得的一份土地,有二十余亩,以租种为主。祖父苏子佩待人诚恳,乐善好施,在村里颇受尊敬。父亲苏海秋曾在1932年前与人合伙开过店铺,来往天津贩货,后来生意亏本倒号,无奈去东北谋生。二叔苏受锷自1925年起先后读完小学,又考入济南齐光中学,以优异成绩读完初中学业,回到安东卫小学当了一名教员。
  给苏妈妈印象很深的是二叔聪慧好学,性格刚正,热情开朗,他懂外语,也常用外文记录,读了不少国外的进步书籍。有一次土匪刘黑七带队伍来到安东卫,在苏家抄出很多写满“洋字码”的本子和纸张,看不明白,又怀疑通共,把祖父狠打了一顿。苏妈妈七岁时上了一年小学,因为日寇侵略,学校被迫停办。二叔很喜欢她,每次回家都给她讲革命故事,印象很深的如列宁和六个墨水瓶的故事,教她识字,偶尔还教几句外文单词,从二叔那里她懂得了不少知识和革命的道理。“七七”事变以后,二叔怀着一腔热忱,投入到抗战当中。日照县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范景蘧、赵明德等经常出入苏家,苏家则出钱、出力、想尽一切办法支持抗日。让苏妈妈永远难忘的是1938年1月24日(阴历腊月二十三,辞灶那天)的下午,天气十分寒冷,虽然下着大雪,但家中却格外热闹,来了七八个和二叔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其中领头的就有范景蘧,他们关起门来,在屋子里啦得十分热烈,祖父让母亲操办了丰盛的晚餐,来款待他们。第二天一早,苏妈妈醒来,家中已是人去房空,二叔他们都不见了。后来才知道苏家变卖家产换来30块银元,为二叔他们提供盘缠,准备了干粮,去了延安。从那以后,再没有二叔的消息。
  解放战争期间,深受二叔影响的苏妈妈在家乡积极参加民兵,做军鞋,拥军支前。就在二叔走后的第十个年头,1948年,苏妈妈义无反顾的报名参加了革命工作,离别了家乡。解放以后,家中捎信告诉她,家里收过从贵州寄来的军属证,知道了二叔一直当兵在部队。后来听说去了北京,很少和家中联系,再后来文革中参加“支左”去了,家中给二叔写了几封信都被退了回来,再次中断了联系。直到前两年,才知道二叔已于1978年突发疾病去世,而不知实情的老父亲一直到病故前,都在挂念着远方的弟弟。

寻找苏受锷

  带着苏妈妈的期盼和这些零散而不完整的信息,我开始了排查寻找苏受锷的工作。苏妈妈给了两张照片,除了上面介绍的一张,第二张是穿着便衣大衣,站在一座碑塔前,苏妈妈说好像是在杭州养病时的照片。


(图,苏受锷便衣照)

  仔细梳理了苏妈妈提供的情况和材料后,我设计了三条调查线路:一条是查找日照市党史、大事记等等一切能查到的史志资料;第二条是托人在北京打听,因为苏妈妈提供的情况说苏受锷最后是在北京军区;第三条是寻找苏受锷的亲属和有关熟人提供线索。
  第一条,所有史料中均无苏受锷此人,在1983年出版的《中共日照党史大事记》查到范景蘧带领苏授锷等十余名青年经新安镇(新沂)去延安的一段记载,无疑与苏妈妈的叙述基本吻合。但范景蘧他们在西安分散后,苏受锷哪里去了不得而知。在日照市1983年以后的所有资料里,关于范景蘧这段历史的记载中,再也没有提到苏受锷的名字。至于1938年3月的滕县保卫战,那是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战的序幕战,发生在山东,苏受锷不可能参加;洛阳战斗是1944年(民国33年)5月,在豫中会战中,中国第1战区部队在河南省洛阳地区对日军第12军所部进行的防御战,苏受锷也不可能参加,因为他去参加的是八路军。苏妈妈提供的解放军马列主义学院查无此名;第二张照片不是在杭州照的,从碑塔上的名字查明应是北京的万寿山昆明湖,一个个信息被排除,线索中断。
  第二条,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的研究员、老乡苏彦荣大校热情认真的接受了委托,我们开始了密切的联系,以下是苏彦荣发来的信息:
  2011年5月8日:你好。来信收悉,我可以帮助打听,但不知道这个人。能否具体一些,如生前在哪个单位,什么时候去世的,在哪个城市。北京军区军级单位就有十几个,覆盖面是华北三省两市。 苏彦荣
  2011年5月16日:已告知北京军区老干处,他们答应帮助查,叫我等候通知。苏彦荣
  2011年7月8日:你要找的那个人,几个老干部说有,有的以前还见过,就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机关上的人一问三不知,到处推,我再继续打听。只好一个一个干休所问。苏彦荣
  2011年7月15日:你要查的人,去世之后他家属谁也不知道去哪里了,他也没有进干休所。要查档案,只能找机关,不对个人,最好以单位的名义与北京军区联系。苏彦荣
  几经周折,没有“苏授娥”这个人,后来查准是苏妈妈记错,应该为“苏受锷”。查询结果可以明确一点:北京军区曾有苏受锷这个人,但要查准这个人的准确面貌,仅了解这些,就像大海里捞针,远远不够。线索再次中断。
  第三条,寻找苏受锷的亲属和有关的熟人。曾在日照市军分区担任过司令员的沙路大校,他的父亲曾和苏受锷一起工作过,我们从济南军区联系到了沙大校,他提供了三点:一是父亲当年确实和苏受锷一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老人还在,已经90多岁,可惜患老年痴呆症,已经完全记不起以前的事了。二是苏受锷的侄子叫苏贻文,在日照岚山中学工作过,知道不少事情,可以向他打听;三是安东卫苏家家族历史显赫,在岚山海港边有一处苏家先祖篆刻的石碑,应该去看一看,便于更深入了解苏受锷更多的背景。
  寻找苏受锷,我们已有《为历史岁月存证 为无名将士留名》一文作了介绍,几经周折,终于从苏贻文提供的资料查清苏受锷的基本情况,也算有了一个初步交代。



(图,《安东卫志》)
 

  从苏贻文那里我们还了解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二叔奉命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执行军管任务。查阅到当时的背景是: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国防工业部的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大多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聂荣臻元帅向中央建议对这些单位,由国防科委军事接管,以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在聂帅女儿聂力写的父亲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没过多久,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批与核试验有关的绝密资料,被造反派抄走了,傅崇碧立即向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斩钉截铁地说:“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搞回来。”与此同时,傅崇碧也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当即命令傅崇碧出动了20多辆汽车、摩托车和100多名指战员,在一位副师长率领下,连夜追查资料。这一夜,聂荣臻每隔两个小时便给傅崇碧打一次电话询问情况。直到这批事关国家机密,决定着中国科研事业命运的宝贵资料被全部追回后,他才放心,并亲自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苏贻文回忆起文革中,他到北京串联时曾找到过二叔,见二叔十分紧张和忙碌,话都顾不得和他说。听二婶讲,二叔作为军代表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党委书记,这期间冒着危险,保护了很多老干部和科学家。在苏受锷悼词中也有这样一段内容:
  文化大革命中,他积极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长期在地方支左,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为人民立了新功。
  聂力回忆录中记载的那段内容巧合的是,二叔作为副师级干部当时正在地球物理研究所负责,现在分析看,这位副师长应该就是苏受锷,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查证。



(图,晚年的苏受锷照)
 

千古流芳海上碑

  根据沙路大校的提示,我们来到苏受锷的家乡---日照市安东卫,这是一座具有六百年历史的海防古城,因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四大卫之一。它位于日照城南四十公里,居绣针河口北岸,濒临黄海,地势险要。周围群山叠嶂,面海而立,环抱着卫城。登高而望,卫城东枕阿掖山,西傍绣针河,南临沧海,北锁官山。东海三岛横卧海涛之中,西北重峦迤逦如屏似画,实为鲁东南海隅胜地和军事要冲。
  据史籍记载,安东卫,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时代为纪障城。《春秋.左传》中记载“鲁昭公十九(前523)年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障”。《续山东考古录》卷二十一,“日照县”条下说:“纪障在南九十里,今安东卫故城”。《日照县志》(光绪本)也说:“莒邑东海,赣榆东北,有纪障城,今安东卫即其地”。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仔细翻阅了公元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编写的《安东卫志》,这是岚山区域内仅存的一部地方志书,也是研究安东卫历史、挖掘岚山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史料。
  据史籍载:苏家在安东卫人口众多,为第六大姓,都是抗倭将士的后代。先世为潍扬泰州人,明朝初年,苏家的始祖随朱元璋平定天下,因征讨有功被封昭信校尉,世袭“百户侯”。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抵御倭寇入侵,设卫防海时,被派来日照安东卫驻守,仍为安东卫百户侯,世代驻守海防,见证了安东卫的兴衰。嘉靖年间,倭寇侵扰福建沿海,五世祖苏田随戚继光赴闽平倭,兄弟二人血染战袍,战死沙场。六世祖苏雨望出生后就没见过父亲苏田,常因父兄死于倭寇而立志复仇。成年时,他为寻找父辈殉难的处所而贸易于浙闽之间,但徒劳而归。他将经商赚的钱全部用来购置书墨教子读书,从此变行武之家为书香门第。苏雨望仗义疏财慷慨直爽,常解囊倾橐求人于危难,这种好义乐施的家风,一直影响着家族后代。


 

(图,安东卫海上碑)
 

  在苏贻文的陪同指引下,我们来到岚山头渔港西侧海边的一块天然巨石前,几个苍劲有力的红色石刻大字立刻映入眼帘,这就是闻名的海上碑。其中横刻于石上的 “星河影动”、“撼雪喷云”, 苍劲有力,气势非凡,左下方的题名“苏京”赫然在目。苏京为明代朝廷重臣,为大明天下置生死于度外,但终因身历逆境,报国无门,憾归故里,留下了千古感慨的八个大字。海上碑历经沧桑三百五十年,在历史岁月的浪涛冲刷下威然屹立,成为我国北方千里海疆难得的名胜古迹。立足碑前,远眺大海,近观惊涛,怀古念今,不由人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当年苏家祖先奉命固守海疆,抗倭杀敌,尸骨未还;苏京戎马倥偬,征战一生,逝在任上;苏受锷弃教从戎,保家卫国,死而后已;精忠报国之心,苏家代代相传。


世纪老人的平淡真情

  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位世纪老人苏丁氏,也是苏妈妈的妈妈。她生于1809年,出身日照涛雒丁氏家族。丁氏是人口大户,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如火箭之父丁守存,国民党元老丁惟汾,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等。系出名门的苏丁氏,幼年之时便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生性淡泊,待人谦和,从不争强斗胜。生平奉行忠厚传家、安分守己的做人原则,并教育晚辈以此为立世之本。
  老人历经坎坷,见过晚清、民国的战乱。当年丈夫被逼债下了关东,留下她养家糊口,独自承担起家庭重担。她善良贤惠,以朴素的民族情感对待世事。抗日战争时期,她力主家中卖掉仅有的土地,提供盘缠,支持小叔苏受锷和当时的中共日照县委书记范景渠等人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国;后来又将自己的长女苏贻新送交革命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老人目睹世事变迁,甘苦自知,唯一不变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信条。这一平淡真情,使老人心态静谧,因而健康长寿,深受重、玄之辈敬仰。2011年8月,苏老妈妈安然离世,无疾而终,享年104岁。


(图,苏丁氏老人照)
 

  当我们带着初步整理好的资料去见苏妈妈时,听到了82岁的苏妈妈光荣入党的消息,苏妈妈1948年参加工作,从参加土改工作队,动员适龄青年参军,到抗美援朝,发动群众,投入(春季)大生产运动,当过小学教师、教导主任,小学校长,区委文书,农业局会计辅导员。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屡受牵连,但她痴心不改,矢志不移,毕生追求加入共产党,让我们禁不住想问一个为什么?当看完这位老人的入党申请报告,不由让人感动不已。
  “从我参加工作直到1988年离休后,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但因历史的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现我的理想要求,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我热爱党,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日新月异,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极大的提高,现在我虽然已经八十多岁,可加入共产党的一颗心永远没有变,我追求到底,希望党组织帮助,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请党组织对我的历史和工作进行审查,接受我的入党申请,让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理想得到实现。”
  在苏妈妈身上,我们看到了革命前辈的感召和榜样,看到了激情岁月洗礼后的执着和坚强,看到了理想和信念的力量。完成这位老人的嘱托,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衷心祝愿苏妈妈精神愉快,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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