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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辛亥革命派早期的舆论活动和社会影响
来源:青岛市社科院 作者: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1-08-03 11:10:47 更新时间:2011-08-08 08:58:33

 

山东辛亥革命派早期的舆论活动和社会影响 

 

                            

               

进入20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趋于尖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社会上感到没有出路而渴望进行社会变革的进步人士,逐渐投入到了革命党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

在山东,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有一定发展,许多志士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

像其他许多省的革命运动一样,山东籍最早的革命骨干也是留日知识分子。1905730日,孙中山在东京成立革命同盟会筹备会时,徐镜心等人便参加了活动。

徐镜心,山东黄县人,先后就读于烟台毓材学堂和济南高等学堂。1903年他于“而立之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专修法律。他广览西学名著,痛感中国前途之严峻。他“慨然清政之窳败,革命思想潜萌于中”(《革命人物志》第三辑,第425页,台北出版)。徐镜心在山东留学生中颇孚众望,被推为“负责各地区之实际任务”的山东同乡会会长。

徐镜心思想激进,识见广远,留日期间他就撰写了许多反对专制、倡导民主的进步文章。同盟会成立前他便成为中国留日学生中最早响应革命、追随孙中山的骨干分子,被誉为“鲁省革命巨子”(《民国之精华》第143页,台北出版)。

1905820,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除甘肃省外17个的省革命志士400余人入盟,徐镜心、丁惟汾、谢鸿焘、齐树棠、彭占元等10余名山东籍留日学生出席了大会,成为第一批同盟会员。

会上确定同盟会总部设于日本东京,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其中国内设5个支部,北方支部即设于山东烟台,辖华北、东北、西北8省会务。

后来,北方支部并没有建立严密组织,也没有进行统一活动。其实,除了香港南方支部有些活动外,其他多数支部并没有设立或实际很少活动。作为山东以至北方中国对外交通的重要门户,烟台在反清斗争中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同寻常。烟台当时与日本有客船往来,交通便利,北方留日学生出入多经由此地。革命党人后来以此为据点办学校、办报纸,并由此前往华北、东北等地发动反清斗争,成为北方少有的活跃城市。所以烟台仍不失为北方同盟会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为便于开展活动,各省留日学生分别成立同盟会分会,负责组织各省的反清斗争,后来的活动表明,分会实际发挥的作用比几个支部的作用要大。徐镜心意志坚定,富有才干,孙中山先生“器其豪迈”,委任他为总揽山东会务的主盟人。徐镜心又被称为同盟会山东分会会长。

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群众壮大队伍成为当务之急,徐镜心广泛联络山东同乡,发展了大批同志。仅1905年在日本期间的数月中,经他一人介绍加入同盟会的就有46人。

留日学生在日本日盛一日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清廷的猜忌和日本政府的畏惧,1905112日经清廷请求,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这一无耻行径激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无比愤慨,陈天华为此忧愤投海自杀,大批留学生怒而离日。徐镜心、谢鸿焘、赵锺先等山东留日学生参加抗议斗争后相继回国。

徐镜心回国后,以倡导革命、扩充会员为己任,选择胶东学界为主要活动基地,鼓吹反清革命,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胶东不少县中都发展了同盟会的势力,酝酿着激烈的反清革命和深刻的社会变革。

在黄县,徐镜心利用家中榨油作坊为据点,与堂弟、同盟会员徐镜古等人开办了明新学堂和坤元女子学堂。在他们的倡导影响下,县中革命人士先后开办了10多所新式学堂。徐镜心还在群众中大力提倡剪辫子、放足,动员亲属率先实行。他还编写了宣传新思想的歌曲,四处传唱:“头角兮山崩,撞破自由钟;嘴角兮海裂,喝尽匈奴血。翻身飞上大舞台,雷火天地开,转脚踏渡昆仑,风雨欧美并”(《烟台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才智得到很好的发挥。

革命党人重视省府的地位和作用,注意在学界开展革命运动。在济南,徐镜心、谢鸿焘等同盟会会员在高等学堂等处发动反清宣传,联络进步志士,吸收刘冠三等进步分子加入革命行列。1906年,刘冠三在济南创办山左公学,努力培养一批革命人才,学堂成为山东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

 山东同盟会会员分别返回原籍在一些县中发展会员,建立组织,不少县成立了同盟会机构。经过几年的努力,山东同盟会有了较大的发展。           

 

 

中国同盟会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型组织,其政治宗旨、组织体系的理论化、科学化均非其他旧式会党社团所能比拟,但这需要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的贯彻和维系。由于种种原因,同盟会在按照资产阶级政党模式进行的实际活动中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山东的情况比较突出。

山东同盟会会员以留日归国学生为骨干,他们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多无经济力量,在社会生活中人微言轻,难以左右局势,难以深入开展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同盟会首领人物徐镜心等放松了领导,使“同盟会组织涣散,没有严格纪律,干与不干,任从自便”,“有的积极工作,有的无工作表现”(《山东近代史料》第二分册,第67页),导致同盟会组织未能持久健全地发展下去,影响了革命斗争的开展。

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造成一定舆论,借以揭露打击敌人,唤起群众,团结群众。山东同盟会会员深谙此理,努力施展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撰写文章,编印报刊,发挥舆论阵地的作用。

    早在1901年,广东南海籍兴中会会员朱淇就在德国租借地青岛大马路(现中山路)创办了《胶州报》,这是青岛乃至山东创办的第一份民营中文周报,宣传民主思想,吹响了了齐鲁大地启蒙革命的号角,鼓舞了在艰难环境中顽强斗争的爱国志士。朱淇参加兴中会后,在宣传革命方面有突出贡献,如1895年广州起以前,负责起草讨清檄文。1896年,朱淇在广州创办《岭南旬报》和《岭海日报》随后,他还参与在广州创办《东华报》、在香港创办《通报》,很有办报经历。一说1901年孙中山秘密来山东青州时曾路过青岛,与朱淇会过面,对《胶州报》的创办予以鼓励(张国新:《1901年孙中山山东之行探秘》未刊稿)。

1903年春天起,中国留日学生便开始创办各种宣传新思想的报刊。这些报刊登载了大量文章,呼吁拯救灾难中的祖国,大力呼唤爱国精神,进而公开宣传反清革命。

在这方面,山东留日学生的行动比较迟缓,尽管他们之中并不乏擅长文墨的人才,如徐镜心一人寄回国登载于《芝罘报》上的政论文章就有数篇,但在同盟会成立前,山东同盟会在日本创办革命报刊方面没能有所作为。

丁惟汾、蒋衍升等山东同盟会会员创办的《晨钟》周刊于1906年秋在日本东京出版。这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山东人所办的最早的这类刊物。

《晨钟》是一份反清色彩极浓烈的刊物,所载文章痛陈民族危机,阐发革命大义,也很注重表彰乡贤先正。

《晨钟》杂志很快传到国内,受到热烈欢迎,同盟会会员栾星壑还在青岛开设了分社,进行推销。革命思想是无法遏制的,尽管清廷视这类报刊如洪水猛兽,密饬各地严行查禁,但这只是徒劳之举。进步刊物畅行于地下,无法禁绝,不少人受刊物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晨钟》坚持出刊30余期。

在国内,山东革命党人的反清舆论活动比较活跃。1905年李星坡、赵正印便倡议发行《白话报》,“以开通下流社会”(《山东文献》第1卷,第3期,第17页)。次年春天刘冠三等人于济南趵突泉白雪楼创办了《白话报》,满足了社会需求。

1908年,同盟会会员丁训初、齐芾南、李凤梧等在烟台创办了《渤海日报》,李凤梧、钱子青为主笔。孙锡纯在烟台正阳街开设了荟萃图书公司,成为该地区宣传革命的据点。《渤海日报》“每借訾朝政之失,从而烘托之,革命思想之播种芝罘,实肇始于此”(《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分册,第123页)。该报连续出刊数年,坚持到民国成立以后。作为有这种色彩的日报,在当时的条件下尤属不易。

清末,山东创办的为数不多的报纸中,还有份揭露清廷、鼓吹推翻清王朝的报纸,它是青岛震旦公学创办的《青岛时报》,于1908年在德国侵占的青岛当局登记备案创办于德租借地,立场格外鲜明,“言论激进,鼓吹反清,公开指责清政府是制造贪赃污吏之一绝大机器厂”(《山东文献》第1卷,第3期,第17页)。该校注重宣传,创办不久就显示了一派生机,赢得了社会上的称誉,各方“蜂起加盟,争会震旦,震旦以革命导之,其势力日厚”(《山东文献》第1卷,第4期,第21页)。

这年秋天,陈干、刘冠三与同盟会会员、济南高等师范学堂教员于洪起等发起成立山东保矿会,反对德国入侵夺山东矿权,力争民族权益,同时抵制德货的斗争也在山东兴起。山东同盟会积极领导群众进行保卫民族利权的斗争,维护山东的矿山和铁路权益,是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斗争的缩影。

1908年,德国殖民当局在已经获得清政府承认的胶济铁路30里地区内的采矿权之外,又谋图诸城等五处新的矿区的开采权,丧权辱国的清政府又默认了这一蛮横要求,这件事激起山东各界人民的强烈反抗。这年夏秋间,陈干同济南同盟会首领、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教员于洪起奔走串联全省学界,以学界为主体倡导成立山东矿产保存会,设法挽回矿权,丝毫不退让为宗旨,以原集资本收回自办为手续,痛斥德国侵略野心,维护民族主权,进而收回民族利权。

他们开会演说,散发传单,昼则奔走,夜则筹划,同盟会会员王治芗还专门到上海等城市进行过宣传。这期间,保矿会成为同盟会对外公开活动的化身。

此外,徐镜心赴东北宣传革命。1907年创办了《盛京时报》,是山东旅东北革命派人士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另有革命派创办于烟台的《东吹报》,从名称看,也是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但未见实物,难以全面评估。《山东文献》介绍,旅北京的山东革命派人士还创办了《齐鲁》杂志,但详情未见记载。

山东同盟会人员的革命宣传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瓜分豆剖之祸迫在眉睫的严酷现实,使革命党人痛心疾首,唤起民众关注民族命运,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他们指出,“列强益迫,前路大难”(《青岛震旦公学之缘起》,载于《山东官报》第78期,第37页),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山东已亡其六七矣”,“德人即山东附骨疽也”(山东日本留学生:《敬告同乡父老书》,载于《之罘报》第11期)。

第二,革命党人明确提出了反清斗争的任务。《晨钟》周刊登载了《纪栖霞于乐吾起兵》一文,缅怀清初于乐吾在山东揭竿而起反清的英雄事迹,通过记史以寓今。

革命党人用若干笔墨控诉了山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二百年如一日”的“凄凉景况”,表示与“山东父老勉之”,“枕戈击楫,恢复河山,吾山东实力,必不逊于他省,定有会见朝清明之一日也”(观鲁:《山东讨满洲檄》,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344347页)。

第三,革命党人还在宣传中号召兴办实业和教育,参加救国活动。他们指出,“现今实业竞争,经济一学最为紧要”,若忽略此点,不重视“整顿财政,稳植根本,则豪杰亦不免坐困”(《敬告同乡父老书》)。他们深感群众有文化方知关心国家兴亡,专制愚民政策便不能得逞。因此,他们提出应“广立学校,以开风气”,认为“20世纪开幕,第一不忍闻之怨曲即外人骂我无教育之最恶名词是也”,我们绝不能“日醉生于天演剧烈之中而不知所为”,必须“事事高著视线,放世界之眼光”(《青岛震旦公学之缘起》,载于《山东官报》第78期,第37页)                         

                             

清廷在实行“新政”时倡办新式学堂,社会贤达也予以赞同,为造就人才,革命党人除厕身官立学堂进行革命宣传外,还募款办学,学校成为山东同盟会活动的主要阵地。

同盟会员所办的有一定影响的学校约有30多处,从数量上远超过同盟会力量较强的江浙及两湖地区。这些学校以济南山左公学、烟台东牟公学和青岛震旦公学的影响和作用为最大。

济南山左公学是以刘冠三为主创建的。刘冠三是高密县人,原名恩锡,在济南山东师范学堂就读时即倾向革命,因领导学潮、组织罢课示威被开除,其后便倾力于反清斗争,1906年经谢鸿焘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职业革命家。

刘冠三于19063月创办的这一旨在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山左公学,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清廷统治的省城济南,革命党人秘密宣传革命思想,向青年学生灌输反清救国的道理,《民报》、《革命军》等反清刊物在校内广为传阅。“校中多英俊之士,朝夕熏陶,思想为之一变”(《山东文献》第1卷,第3期,第16页),反清思想在潜滋暗长着,许多师生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组织。

清政府的反动政治嗅觉十分敏感,刘冠三因思想激进,早已是他们注意中的危险人物,从闹学潮到办报纸,无一不被视为越轨行为,他们料定这次办学亦非安分之举,加上外界有一些风言,他们倍加留意山左公学的动静。

为转移敌人的注意力,避免敌人寻衅破坏,刘冠三被迫离校他往,学校失去了得力的领导人。一些流言蜚语,促使一些师生离校出走,学校难以维持,终于在1907年年初停办。

烟台是山东同盟会的根据地之一,19063月,回国后不久的徐镜心、谢鸿焘等人于此地创办了东牟公学。谢鸿焘慨然捐资,同夫人马秋仪主持校务,延聘左汝霖、胡瑛等同盟会会员为教员。这所学校成为山东同盟会在胶东的联络中心。

东牟公学成立后,倾慕革命的青年闻讯纷纷前往求学。学校“以砥砺革命人才为主”,号召群众奋起斗争,“言之激切,人人感泣”(同上书,第4期,第29页)。1908年,徐锡麟、秋瑾领导的皖浙起义流产,清廷加紧监视各地办学情况,东牟公学又逢经费支绌难关,便于次年春关闭。东牟公学前后存在3年之久,其前期实际上发挥了山东同盟会东部联络机构的作用,成为胶东地区的革命中心。武昌起义爆发后,烟台成为胶东独立斗争的中心,建立了革命派组成的革命军政府,各县纷纷爆发了独立斗争,其中东牟公学的师生起了骨干和先锋的作用。

 1907年冬,同盟会会员陈干决定在青岛创办培育革命人才的学校。陈干,字明侯,昌邑人,自幼好读书,后又从军,数年的军旅生活陶冶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感。1908年春,刘冠三等人前来青岛协助办学,甚至出资献策,因刘有办学经验又有威信,被众人推为又一负责人。这所新式学堂定名为震旦公学。

震旦公学的课程紧密结合革命斗争,由学有专长的同盟会会员任教,学校对学生“注重国民真正之精神教育”(《山东官报》第78期,第37页),开拓学生的思想视野,激发爱国情感,甚至使有的学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也“颇能领略”。当然,他们宣传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但也是对封建专制的批判。除文化课外,学校还开设了军事课,既学有关理论也不忽视实际操演,“仿照大通学堂办法,功课专尚武备”(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载于《辛亥革命丛刊》第6辑,第78页)。

震旦公学“一切皆以革命主义为教”(《山东文献》第1卷,第4期,第31页),除在校内宣传革命舆论,还注意联络校外群众,分派刘溥霖、吕子人等负责此事。他们同礼贤书院等校师生联系密切,震旦公学师生以反清精神宣传群众,影响礼贤书院学生陈际云也在书院内开展革命活动。震旦师生还注意同工人群众交往,曾联络船厂工人举行了一次反德国人压迫的罢工斗争。工人等各界群众时常来校串联集议,这成为“北方社会运动之开端兼寓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奋斗”(《古春风楼琐记》第14辑,第212页,台北出版)。

该校创办不久就显示了一派生机,赢得了社会上的称誉,各方“蜂起加盟,争会震旦,震旦以革命导之,其势力日厚”(《山东文献》第1卷,第4期,第21页)。

这年秋天,陈干、刘冠三与同盟会会员、济南高等师范学堂教员于洪起等发起成立山东保矿会,反对德国入侵夺山东矿权,力争民族权益,同时抵制德货的斗争也在山东兴起。胶澳租借地德国当局于是强行驱逐陈干等出境,派巡捕将震旦公学查封。

但是同盟会会员们并没屈服,他们有的入工厂做工暂且隐匿,有的赴外地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革命党人又汇聚青岛,建立了秘密机关部,成为领导沿胶济铁路地区独立斗争的指挥中心。青岛震旦公学虽然仅仅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它在宣传革命、组织群众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省城济南的官办学堂中,同盟会会员积极开展斗争,做了许多工作。同盟会会员丁惟汾、綦衍麟、丛禾生、王东平等在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农林学堂等处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他们设立秘密革命机关,联络反清革命分子,使这些学校成为后来山东独立斗争的摇篮。武昌起义爆发后,这些学校特别是法政学堂的师生积极开展斗争,运动新军巡防营,广造舆论,进行示威,迫使孙宝琦接受独立要求,成为促成山东独立的重要力量。

 清廷解除出关禁令后,徐镜心奉同盟会总部命到关外开展反清斗争,在大连创建了同盟会辽东支部。后来他到奉天(今沈阳)担任《盛京时报》主笔,大力宣传革命。他又辗转东北各地,结交反清志士,壮大革命力量。

 震旦公学被查封后,刘冠三只身推独轮小车周游各地,1909年春他由诸城出发,由曹州入河南,经山西至察哈尔、河北,足迹达五省百余县,三年间行程万余里。他立誓“一肩行李,一程风一程雪,前行不怕虎狼恶,取还真经普救众生活”(《齐鲁公报》,1911127),“所至贤者争与纳交”(《山东文献》第1卷,第4期,第36页),刘冠三还写下一些诗篇广为宣传,都是一些倡导革命的舆论,以其传奇业绩表现了革命党人忘我的斗争精神。

陈干在震旦公学被查禁后,赴东北投入反清斗争,他在长春等地发展同盟会,组织长春山东同乡会,并在其中设立山东路矿研究所。他还发动成立了新民山东同乡会,该会很快成为关外最具实力的革命团体,以后成为辛亥革命中滦州起义的先导力量。                       

 

 

山东同盟会积极领导群众进行保卫民族利权的斗争,维护山东的矿山和铁路权益,是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斗争的缩影。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一侵入山东,便对这里丰富的矿产产生了兴趣,外国冒险家们“共同催促清政府早日撤除矿禁”,表示“有权逼迫中国向世界贡献出其矿产资源”(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18页)。1868年,英、美侵略者便窜到胶东地区,后开设了威海范喊金矿,开了列强染指山东矿业资源的先河。随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至,德国后来居上,在竞争中获得了独占地位。

189836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德国获取在山东筑造胶济铁路、在铁路沿线30里内开矿的特权。从此,山东路矿主权被德国侵吞得到了约章的确认。“自胶济铁路成立以后,东路华矿澌灭殆尽”(《矿务档》第647号,第1199页),胶济铁路修成,山东省的利权逐渐丧尽。

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上海等地掀起因抗议迫害华工而抵制美货的运动,通过报刊等舆论宣传,影响了各地民众。在山东,维护民族路矿主权的爱国运动唤起了各爱国阶层,同盟会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山东留日学生同其他三省留日学生联合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夺我路权断我生计的阴谋,提出筹款自筑的要求。

19087月,同盟会会员陈干、于洪起等发起成立以学界为主体的山东矿产保存会,“以设法挽回,断不丝毫退让为宗旨,以原集资本收回自办为手续” (《黄县志稿.艺文志》),广泛联络各界人士开展斗争。他们开会演说,散发传单,昼则奔走,夜则筹划,同盟会会员王治芗还专门到上海等城市进行过宣传,保矿会成为同盟会对外公开活动的化身。

 山东留日学生闻知德国猖狂掠夺山东路矿权益,“异常愤激,共谋抵制”,视此为“全省命运所关”,致书内地各界及旅京乡官,加强宣传联络。他们专门召开过全体学生大会,提出行动策略,配合国内的斗争。

青岛震旦公学与济南的学界加强联系,使德国人和清廷极为不安。190812月的一天,清廷为迎合帝国主义,以“凡学堂教习学生集会结社均干例禁”为由,勾结德国当局迫害震旦公学师生,严令陈干等离开青岛。陈干义正词严地驳斥道,保矿是正当行为,我“生于山东,责无旁贷”,又道,公学系大家创办,并非我一人之事,且公学在此不犯贵国法律、无碍治安,亦无封禁之理。临行时,陈干愤怒地写就血书一份,安排走后的情况,给于洪起电报,声明:我很快就要出境,震旦面临危机,望来青岛主持公学。但这一思考和安排没能实现,德国当局见无法使革命党人就范,便派巡捕包围了学校,强行封闭了这所革命学校。

 资产阶级革命派将反清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侵夺路矿权益的斗争联系起来。为抵制外国资本的入侵,拯救因青岛开埠后衰落的烟台经济,烟台人民就民间筹办铁路问题,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场斗争的领导核心中就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栖霞籍同盟会会员谢鸿焘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自1904年至1909年,地方人士成立福潍公司、烟潍招股公司、保存路矿会等,积极进行活动,以保主权拒外力为标志,产生了较大影响。

但因德国人的阻挠破坏等原因,这一强国富民的工程几度筹划又几度息议,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群众的艰苦努力均告失败。

 清末山东资产阶级发动领导的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较明显地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了联系,成为推进山东革命形势发展、促使清王朝崩溃的重要因素。

总之,山东同盟会成立后几年间,经革命党人开展有效的革命舆论宣传和积极联络,革命组织得到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为后来的独立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储备了斗争力量,为其后的斗争做了准备。

 

作者简介:马庚存  19821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现为青岛市社科院研究员,著有《同盟会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近代妇女史》(青岛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国近代青年史》(红旗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国近代老年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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